上海
嘉靖倭乱初期，整个浙闽水域的海防几乎处在瘫痪状态。卫所船队名存实亡,依然吃掉大量财政资源，低一级的巡检司机构更是聊胜于无。因此，官军的水面行动往往表现很不稳定，甚至根本不像是在打海战。
这一窘况持续到1561年，终于在戚继光推行的福船化变革后得到根本改善。明朝官军至此拿回水面控制权，实现对倭寇群体的基本碾压。
初到浙东 戚继光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颓废的旧体系
早在1556年,戚继光初到浙东，以参将身份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不仅见识到陆上卫所的颓废，也发现水寨船队的残破不堪。除欠饷、吃空额等编制糊涂账，花名册上的战舰数量同样只是花架子。
与之相对，倭寇常与本地海商勾结、收买卫所军官，动辄纠集数千人来去自如。在最凶险的巅峰时期，已经形成汪直为首的跨省利益集团，能轻易占据普陀山等外岛充当基地。官军进剿往往耗费巨大，需大量征集客军、民船助阵，才能凭借偷袭、设伏、分化瓦解等手段平息眼前事端。
最艰难时期 明军只能借用渔船作战
譬如1558年的乌牛-小崎之战，就出现过非常讽刺的滑稽场面。当时，有数千倭寇盘踞温州沿海，坐等戚继光率军来攻。后者手头竟没有任何能调动的专业战舰，只能临时征用本地渔舟充数，由把总邢镇统领,水师发起突击。
倭寇手里却有“大福苍船”坐镇。不仅船体大、干舷高，还有护板,保护成员安全，任其居高临下施放弓箭或鸟铳。若非手中武器稀少，大量精力被陆上战场牵扯，完全可以在当面交锋中击溃明军。
乌牛-小崎之战 戚继光指挥弓箭手击杀倭寇舵手
次年，忍无可忍的戚继光开启改革，参照广西土司兵风格组建戚家军。这批曾经的义乌矿工,因长期从事山地生产，各方面基础条件都与西南山民类同。他们苦练的鸳鸯阵，同样是对土司武装的直接模仿。而且直接由将领招募、发饷，效忠本身就是一种类似封建制的裙带关系。
公元1560年，戚继光又着手建立新式水师船队。他在台州的海门、松门设立船厂,亲手督造44艘专属战舰。而且放弃旧式沙船、渔船，以及木料耗费过多的广船，几乎完全倒向适合远航的福船。除典型大号福船外，亦包括较小苍山船，作为主力舰队的必要补充。
戚继光被迫重新建船厂赶制战舰
此外，这批新建战舰的火器配置远胜以往。戚继光正式为水师配属佛朗机炮，成为远程杀伤的主要手段。虽然口径偏小、破坏力相当有限，依然是所能拥有的最佳选择。同时引进的还有火绳枪，作为近距离交锋时的开局利器。另有碗口铳、火箭等传统武器作补充，在顾及成本的同时增添杀伤层次。
即便如此，戚继光的新式水师依旧以冷兵器为主要作战手段。士兵普遍携带标枪、藤牌、腰刀，以期在撞面的第一时间对缺乏护甲的倭寇造成最大面积损伤。
戚继光的水师主力 依然保留腰刀+标枪配置
公元1561年，这支新水师迎来第一次大规模实战考验。当年4月，大批倭寇抱团进攻台州,分批劫掠花街、新河、上峰岭、长沙等地。戚家军同样分头部署，前后9次击溃倭寇的登陆部队，再以水师包抄沿海的留守船队。后世有关福船的大部分想象画面，几乎都来自这次对抗。
由于大底尖结构，福船在乘风环境下的加速度极快，可以对倭寇的平底小船形成“车碾螳臂”之势。由于后者缺乏重火力等杀伤手段，根本不能对高耸的船体构成任何威胁。即便想逃入峡湾浅滩躲避，也会遭遇体型较小的海沧、苍山船追击。加之登陆分队崩溃，深陷无解的交叉包围网，在官军的步步紧逼下大损失惨重。
福船队的出现 让明军重新拿回水面优势
如果把两次海战放在一起对比，不难发现时间线层面的密切关联。
前次的乌牛-小崎之战，明军几乎是顶着倭寇火力硬上，场面表现非常难看。戚继光只能亲自出马，带头射箭击杀对方舵手，才让失控的海苍船被逆风攻陷。
后来的台州大捷，明军已经拿回装备优势，还比倭寇拥有更多武器选择。这才重夺场面主导权，表现的比叛逆更像正规军。即便以16世纪的世界平均水平审视，这番革新的程度非常有限，但小步快跑的进度终究好过停滞不前。
值得一提都是，戚继光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少创举，却在无意中推动整个明朝水师的武备更新。过去那种各省偏向不同船型的杂乱无章，渐渐被较为统一的全面福船化取代。
这在不重视海权、缺乏船舶技术的古代中国，已是弥足珍贵的革命性进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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