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正名：撕碎军国主义的修辞伪装——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战犯神社”？》

七十余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将东条英机等十四名甲级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七十余年后，这批经国际法定罪的战争元凶，却在一座神社之内被粉饰为“英灵”，常年接受日本政要的公开参拜与献祭。这桩历史与现实的荒诞错位，正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东亚困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推出的七十分钟纪实长片《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战犯神社”》，横跨中国、日本、美国、菲律宾四国摄制。影片彻底舍弃主观解说与道德说教，完全依托现场影像、亲历者口述、一手档案史料搭建叙事。它早已超越普通历史纪录片的范畴，是中国在全球舆论场，针对日本军国主义修正主义叙事发起的一次系统性历史定性，一场争夺历史解释权的影像斗争。

一、命名即权力：撕开“靖国”包装下的话语伪装

“靖国”语出《左传》“以靖国也”，本义为安邦定国。日本右翼长期借用这一古典语义，给这座承载战争罪责的场所套上一层中性、甚至正当化的修辞外壳。当国际社会反复沿用“靖国神社”这一日方自我赋予的称谓时，某种意义上便是被动接纳了对方设定的叙事框架。

传播学的框架理论揭示：谁掌握概念的定义权，谁就划定了公共讨论的边界。日本右翼数十年的核心策略，就是借“靖国”之名，把政客参拜行为包装成缅怀阵亡者、尊重本土宗教传统，借此绕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结论，消解战犯身份，洗白侵略罪责。

纪录片直接以“战犯神社”破题，完成一次框架重构。观众接触议题的第一瞬间，就被迫直面无可回避的硬核事实：这里供奉的不是无名亡故将士，是被国际法庭定罪的战争罪犯。命名之争，绝非文字游戏，而是严肃的历史政治博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年一系列行径，便是最危险的现实注脚。她历史立场一贯右倾，公开质疑对侵略战争的反省道歉；执政之后不断强化对该神社的祭祀姿态，刻意篡改历史表述，剥离战争罪责主体。称谓的博弈背后，是承认侵略还是美化战争的根本对立。

二、克制即是力量：用证言完成无声的历史审判

本片设置序章、路口、年轻人、受害者、奔走者、追问、回响七个章节，构筑一条从还原真相到呼唤铭记的完整逻辑链。影片拒绝刻意煽情渲染苦难，不输出激昂的谴责话术，依靠多方证词交叉互证，让史料与亲历者本身完成对历史的审判。

克制，恰恰是这部纪实作品最锋利的力量。菲律宾幸存者玛利亚·奎兰唐平静复述1944年红屋惨案，上百名女性被掳为慰安妇；中国幸存者彭竹英讲起少年时遭受日军残害、双目被毒气摧毁；约翰·马吉1937年拍下的胶片里，留下八岁夏淑琴满身刀伤的受难记录。镜头没有放大血泪哀嚎，只是忠实地留存下当事人的叙述。一桩桩个体苦难叠加，构筑起一道无法被篡改、无法被消解的证据铁证。

尤为可贵的是，影片没有落入简单的二元对抗叙事，大量引入日本社会内部良知者的反思声音。原731少年队成员清水英男袒露背负一生的噩梦与忏悔；禅僧布莱恩·戴曾·维多利亚援引佛经，警示仇恨与杀伐念头带来的业报；东京大学学生宫南洋直言祖辈的战犯身份，戳破神社作为“和平象征”的谎言。这些来自加害者社会内部的自省，将议题上升到人类良知与普世正义的高度：历史罪责，从来不是某一国的私怨，是全人类应当共同记取的教训。

三、铁证昭昭：守护东京审判奠定的战后国际底线

影片披露的史实，时刻提醒世界不能放松警惕：1978年10月17日，十四名甲级战犯被秘密合祀于此，七人已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元凶。除此之外，神社还收纳一千至两千名乙、丙级战犯，全部经过同盟国军事法庭定罪。在其供奉的近247万所谓“神灵”当中，有213万亡魂直接卷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却被整套叙事重塑为殉国“英灵”。 这一组冰冷数字背后蕴含着沉重的政治意涵：政要参拜战犯神社，本质就是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动摇二战胜利成果所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

巴西学者马科斯·皮雷斯在片中抛出尖锐对比：世人无法想象一位德国总理去拜谒希特勒的陵寝。这个类比一针见血地点明现实悖谬：部分日本政客却反复突破这条文明底线，把对战犯的推崇包装成悼念传统。 更值得警惕体制化的延续：2024年，毫无神道宗教资历、出身自卫队的大塚海夫出任神社宫司。中野晃一教授对此发出严厉质问，一个只有自卫队服役履历的人何以执掌神社最高神职？军事力量与这一精神场所再度勾连，充分说明军国主义的精神装置并未彻底拆解，只是改换外壳潜伏在当代日本社会。

四、现实警铃：历史招魂映照当下的军事冒险倾向

纪录片的价值不止复盘过往苦难，更在于打通历史与现实，发出极具现实分量的政治预警。高市早苗当局延续甚至加码安倍时代激进安保路线，大幅抬升防卫开支，推进武器出口、远程打击导弹部署，炒作“台湾有事”议题，放出对外军事干涉的信号。 历史的招魂与现实的扩军互为表里。军国主义没有彻底消亡，它一边借神社香火完成精神招魂，一边借“专守防卫”的外衣不断扩张军备，试图挣脱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

纪录片将这座场所直呼为“战犯神社”，就是拒绝把问题简化为单纯的历史旧怨，把历史认知偏差和现实安全威胁牢牢绑定在一起审视。 这份警示同样面向整个亚洲受害群体。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以及太平洋诸多岛国，都承受过日本侵略带来的浩劫。指出它是战犯神社，是把议题从双边矛盾提升到正义与罪恶的分野，代表众多受害民族发出历史的声音。

五、影像的国际传播：为无声受难者持续发声

在对外传播层面，本片探索出一套极具参考价值的范式：立场坚定，但拒绝对抗式喊话，把话语权交给档案、交给幸存者、交给良知的见证者。 影片接续了一条跨越时代的见证链条：从约翰·马吉南京大屠杀胶片，到张纯如写下《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再到这部纪实长片。

华裔作家张纯如以一己之力，向英语世界撕开南京大屠杀被遮蔽的历史，却在三十六岁的年纪心力交瘁离世。她留下的信念——“相信个体可以改变世界”，在本片中得到延续。当彭竹英、玛利亚这些垂暮的幸存者缓缓讲述伤痛，第一人称口述带来的精神冲击力，远胜过宏大的书面论述与外交声明。

影片以“超越”作为精神内核：超越表象争议直面历史伤痕，超越地域隔阂传递和平向往。但所有超越的前提，是敢于正视真相；所有和平的根基，是绝不抹去罪责。 时间不会自动修正历史。岁月流逝，反而给历史修正主义留下篡改、淡化记忆的空间。

七十多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法律完成对战犯的定罪；今天，我们借纪实影像完成一次历史的重新命名。这不只是称谓的更正，更是守护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捍卫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向一切妄图为侵略翻案的势力，发出永不妥协的严正警示。（王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