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本文史实依据百度百科"张国焘"词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许世友相关回忆史料及《红四方面军战史》等公开资料整理。
文中涉及的会议、时间、地点、人名均按公开史料表述，不添加未经证实的情节。
全文为通俗历史解读，请理性阅读。
1979 年冬天，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一家叫作“老人屋”的免费养老院里，一个中国老人无声无息地咽了气。
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旧部，连一口像样的棺木都没有。
护工们只知道这是个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老头，脾气古怪，不爱说话，整天盯着窗外发呆。
谁也没想到，这个潦倒而死的老头，半个世纪前曾是中国革命队伍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手里握过的兵，比很多人都多；他一度站在很高的位置上，离最高那把交椅只差一步。
更让人唏嘘的是，消息传回国内，一位以火爆脾气著称的老将军听罢，半天没说话，最后长叹一声：“除了伟人，当年本无人可与他抗衡。”
说这话的，是许世友。
一个在张国焘手下吃过苦、挨过整的人。
这就好比被猛兽伤过一次的猎人，多年后听说那头猛兽困死在笼子里，却没拍手称快，反倒叹了口气。
这口气里，有恨，有怜，更有说不清的复杂滋味。
一个人的起点可以很高，手里的牌可以很好，可为什么最后会输得这么彻底？
这个问题，咱们先搁在这儿，后面慢慢揭晓。
【一】起点很高的北大高材生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一场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正在爆发。
在游行队伍里，有个江西小伙子格外活跃——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
张国焘口才好，脑子快，组织能力强，站在广场上一喊，底下应者云集。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也就五十几个党员，张国焘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妥妥的核心成员。
那时候的伟人，还只是个负责记录会议内容的代表。
一个北大精英，一大的核心，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张国焘的起点，比绝大多数人都高。
他见过大世面，在共产国际面前也能侃侃而谈。
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入场的革命者。
1897 年，张国焘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官宦之家。
他小时候读过私塾，后来又进了新式学堂，接触到了新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是哲学系的学生。
那时候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名流都在那里任教。
张国焘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眼界自然比别人开阔。
1920 年代的党内，张国焘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参与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崭露头角，在党内会议上的发言常常掷地有声。
那个时候，谁要是提起张国焘，都得竖个大拇指——这人有本事，有魄力，是个干大事的料。
1928 年，张国焘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回国之后，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
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让他摸到了权力的巅峰。
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
张国焘到了那里，大展拳脚，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更重要的是，他带出了一支队伍——红四方面军。
这支队伍，后来成了他的金字招牌，也成了他日后敢于叫板的底气。
1931 年，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进入鄂豫皖，主持根据地全面工作。
他整顿地方政权，建立苏维埃，发动群众分田地，同时大力扩充红军。
短短一年多时间，根据地人口翻了几番，红军队伍也迅速壮大。
这些实打实的成绩，让他在部队里的威望一天比一天高。
那几年，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当地老百姓提起他，都说是“张主席”，带着几分敬畏。
部队里的干部战士，也把他当成主心骨。
这种被众人拥戴的感觉，对张国焘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让他的自信心空前膨胀。
五四运动的那段经历，对张国焘的影响很深。
那时候的他，才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成千上万的学生喊口号，那种被人簇拥、被人追随的感觉，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离不开这种感觉了。
【二】他在鄂豫皖带出了一支铁军
光有文凭和资历不够，在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谁手里有兵，谁才是爷。
张国焘真正的本钱，是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带出来的红四方面军。
这支队伍有多猛？
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王建安、陈锡联——这些后来威震天下的名将，当年都是张国焘手下的兵。
红四方面军在鼎盛时期，兵力超过八万，是当时各路红军里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最能打硬仗的一支。
许世友后来回忆，张国焘治军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他懂得怎么让士兵信服——打仗身先士卒，分战利品不偏心，奖惩分明。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是真服他。
1932 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突围，转战到川陕地区，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兵力一度达到八万余人。
张国焘的威望，也随之达到了顶点。
到了 1933 年，红四方面军已经发展出五个军，建制完整，后勤自足，成为当时红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力量。
反“六路围攻”一仗，更是打出了威风，把四川军阀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这一系列胜利，让张国焘在军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川陕根据地那几年，是张国焘人生中最风光的阶段。
他坐在根据地的最高位置上，手里握着八万大军，身边簇拥着一群能征善战的将领。
这种成就感，是他在北大读书、在莫斯科开会时从未体验过的。
他渐渐觉得自己就是这个队伍里不可替代的核心。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伟人的领导下，开始了长征。
同年 6 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翻过雪山，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走到懋功，剩下了不到两万，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八万大军整整齐齐。
两下一对比，张国焘心里的那点骄傲，一下子就窜成了冲天大火。
1935 年 6 月 25 日，两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会师大会。
伟人和张国焘见了面，两人握手寒暄，表面上一团和气。
可谁都知道，这团和气底下，暗流涌动。
会师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张国焘就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
他安排四方面军的部队列队欢迎，场面搞得很大，仿佛这场会师是他张国焘请来的客人。
这种微妙的姿态，其实已经埋下了日后矛盾的种子。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在当时的红军里是出了名的。
他们打起仗来不怕死，冲锋的时候争先恐后，防守的时候稳如泰山。
这种战斗力的形成，和张国焘早期的治军是分不开的。
他重视纪律，重视训练，也重视战士们的生活待遇。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能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这一点很不容易。
【三】会师之后的分歧
1935 年 6 月 26 日，两河口会议召开。
中央提出北上方针，要到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不同意，他主张南下，到川康地区去发展。
这个分歧，表面上是军事路线的分歧，实际上藏着更深的东西。
中央的意思是，大家拧成一股绳，继续北上，到陕甘宁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可张国焘不乐意了。
他提出要改组中央，要当军委主席，要统一指挥。
这就像几个合伙人开公司，其中一个出资最多、团队最大，突然说要重新选首席执行官。
这不是提建议，这是要夺权。
伟人和中央坚决不让步。
两边僵持不下，最后各走各的路——中央带着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带着四方面军南下。
1935 年 9 月，张国焘在阿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
同年 10 月，他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还宣布开除伟人、周恩来、张闻天的党籍，甚至下了通缉令。
这就不是争权了，这是公然分裂。
南下这一路，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低落。
张国焘本人也清楚，这条路走不通。
可让他公开承认错误、回过头去接受中央的领导，他又拉不下那张脸。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把他自己困住了。
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央为了让张国焘回心转意，做了不少让步。
职务上给他安排了重要位置，权力上也给了他很大的空间。
可张国焘的胃口，早就超出了这些。
他要的不是和别人平起平坐，而是要站在所有人的头顶上。
这种心态上的失衡，是张国焘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他把自己的功劳看得太重，把部队的战斗力全都归功于自己，觉得没有他张国焘，这支队伍就撑不起来。
久而久之，他把自己当成了队伍里不可替代的那个唯一。
1936 年 6 月，在炉霍，张国焘终于扛不住了。
他宣布取消自己那个“中央”，同意北上。
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半年前他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张主席”，半年后，他不得不低头认错。
这种心理上的落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这次会师，和一年前的懋功会师完全不同。
这一次，张国焘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主人，而是一个需要接受审查的犯错者。
他在队伍里的威信，已经大不如前了。
【四】那个反常的夜晚
1935 年 9 月 9 日，巴西。
中央已经决定单独北上，临走前，伟人做了个大胆到近乎冒险的决定——他亲自去张国焘的驻地，想做最后一次说服工作。
那天晚上，伟人带着周恩来、王稼祥等几个人，摸黑去了张国焘的指挥部。
屋里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张国焘坐在那儿，脸色阴沉。
伟人苦口婆心讲了很久，说咱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家，分裂对谁都没好处。
张国焘一声不吭。
很多年后，当事人回忆起那个夜晚，都说是“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
伟人是拿命去赌的——万一张国焘翻脸，把这几位中央领导扣下甚至加害，那中国革命的进程，可能就彻底改写了。
更凶险的还在后头。
中央北上的命令下达后，张国焘不但不执行，反而给手下的陈昌浩发了封密电。
这封密电的内容，历来众说纷纭，但后来的处理结果是——中央机关连夜出发，趁夜色仓促北上。
等张国焘发现中央已经走了，气得跳脚，派人去追。
许世友带着部队追到半路，没追上，回来复命。
这就是许世友和张国焘之间最复杂的一段纠葛。
许世友是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对张有过知遇之恩；可张国焘做的这件事，在许世友心里也埋下了深深的矛盾——他佩服张的本事，却不认同张的做法。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的人只能从零星的回忆里拼凑。
可以确认的是，伟人带着中央机关连夜离开之后，张国焘在指挥部里发了一顿脾气，然后下达了追击的命令。
许世友领命出发的时候，心里是矛盾的——他敬重张国焘，可他也清楚，追上去意味着什么。
追到半路，许世友停下了。
他没有继续追，而是带着部队返回了驻地。
这个决定，后来被很多人解读为许世友在关键时刻的一次清醒。
可当事人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天夜里的事情，后来成了党史上的一个关键点。
很多人都在猜测，如果许世友追上了，如果中央的同志出了意外，中国的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种假设，没人能给出答案。
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天夜里，许世友做了一个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决定。
而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当 1979 年冬天，张国焘在多伦多的养老院里孤独死去的消息传回国内，许世友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出的那句话，既不是痛骂，也不是嘲讽，而是一声带着复杂情绪的叹息。
一个被他整肃过、差点死在他手里的人，为什么会在他死后说出那样一句话？
那声叹息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一段往事？
当许世友说出“除了伟人，当年本无人可与他抗衡”这句话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许世友真正感慨的，不是张国焘的失败，而是他本可以拥有的另一种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