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陈毅收到一个秘密情报，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

1949年5月的上海，仗快要打完，新政权马上接管城市，谁能想到，比收拾战场更急的是钱的问题。国民党发的金圆券早就成了废纸，百姓拿到手转头就要换粮换布，整个上海的金融都乱成了一锅粥。国民党1948年8月推出金圆券，本来想稳住金融局势，结果仗越打越大，财政彻底崩了，物价飞涨，金圆券很快就失去了货币的作用。上海是靠商业撑起来的城市，钱没了信用，交通、粮食、工厂开工全要受牵连。能不能稳住货币信用，就是新政权接管上海后的第一场大考。

新政府刚推出新旧货币兑换计划，就拿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政府很快启动新旧货币兑换，按计划5月30日到6月5日是集中兑换期，上到银行商店下到普通百姓全都牵涉其中。就在这个最关键的关口，有人搞起了隐蔽破坏，想把伪造的金圆券混进来换人民币。这可不是普通的制假牟利，直接冲着新政权的金融秩序来的，伪钞泛滥不光百姓吃亏，还会让大家对新人民币失去信任，这事直接上升到了政治安全层面。

了一份要命的情报，有人在背后搞大动

。这份情报其实上海还没解放就送到了决策层手里。1949年5月23日，丹阳的上海战役总前委，拿到了地下党送出来的密报，说国民党特务正在上海周边偷偷印刷假金圆券。当时上海还没完全解放，敌我交错，旧的特务帮会网络还没清理，谁也不敢保证有多少假钞已经流进了城。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拿到情报，没有半点犹豫，要求立刻着手侦查，绝不能等伪钞大面积扩散再被动应付。新任上海公安局长李士英马上组织力量，把这个案子当成接管初期的头号治安专案来办。曾经在国民党刑警队做地下工作的徐伯龙，被指定牵头办案，他熟悉旧系统的路数，也清楚上海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办这个案再合适不过。

徐伯龙说的很直接，先找伪钞从哪出来，再查是谁往兑换点送。上海解放当天专案组就正式成立，这个案子表面是伪钞案，实际上连着城市接管、金融兑换、敌特潜伏三条线，半点都不能马虎。专案组没有上来就大范围搜捕，都懂伪钞案最忌打草惊蛇，一惊动对手，对方要么转移设备要么销毁证据，整条线直接就断了。所有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各个兑换点，打算从流入市场的伪钞和带钞人身上找突破口。

6月1日，浦东榆林路兑换点最先发现了一批可疑的金圆券。外观颜色和真钞差不多，可纸张质地、印刷细节还有号码排列都不对，工作人员没敢声张，悄悄把情况报了上去。当时兑换点人挤人，大家都急着换钱，伪钞混在里面根本不好分辨，对方本来就是故意分散兑换，就是为了降低暴露风险。

6月2日，提篮桥一带的兑换点又查出了大批量伪钞，两处接连出事，说明这根本不是零星造假，是有人有计划在搞破坏。专案组翻遍了兑换点的所有记录，筛来筛去，一个叫叶培丽的三十多岁女人进入了侦查视线。叶培丽曾经做过舞女，和青帮、军统还有汪伪势力都有牵扯，她就是负责把伪钞送进兑换环节的人。

叶培丽从来不固定在一个兑换点换钱，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短暂停留，携带的钞票数量一直很反常。专案组商量之后，决定不直接抓捕，她只是末端的小角色，过早动手，背后的印制组织和关系网直接就没了。上头给的命令就是先盯住，绝对不能惊动对手。

盯人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上海刚刚解放，街面上人员复杂，黄包车夫、商贩、工人还有旧势力之间关系盘根错节，侦查员要保持距离，既不能跟丢，也不能让目标发现，全程都得绷紧弦。跟了几次之后，专案组发现叶培丽的去向，最终指向了浦东北苏州路的仓库区。

这里往来货物多，还有不少闲置房屋，人员进出根本不会引起注意，这里不是印制窝点，却是绝好的转运联络点。更让侦查员确定的是，叶培丽根本不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她只是负责兑换，背后还有人持续供货，追查方向直接从谁在兑换，转到了谁在印制。

浦东地域开阔，河道、村落、仓库交织在一起，偏僻的地方反而方便藏人藏设备。顺着线索一步步摸，最终目标指向了浦东一个叫独家村的地方，这里地形封闭，村民彼此都熟，外来人没有带路根本摸不清情况。独家村的户主蒋玉生很快进入调查范围，他过去是土匪张阿六的手下，张阿六本来就受军统控制，后来又被国民党任命为司令，和特务本来就剪不断理还乱。

这个伪钞集团的分工特别小心，张阿六出关系提供保护，蒋玉生出地方藏人，金星根等人管具体事，印刷技术交给熟手干盘荣，从纸张、印制、转运到兑换，每个人只懂自己那一块，就是为了降低泄密风险。干盘荣做了一辈子假钞，对质量要求特别严，当时印了一批不合格的，他说什么都要销毁，说拿出去兑换就是送死，迟早暴露。

可其他人心眼里只有投入的成本和能换到的钱，根本不听他的，觉得只要混进去，没人会一张张细看。两边吵到不可开交，最后干盘荣直接被同伙杀了。这起内部内讧，本来是团伙内部的事，反倒给原本密不透风的组织撕开了一道大裂口。

这个伪钞集团本来就是靠利益绑在一起的，根本没有统一的目标，有人想牟利，有人想给旧政权做事，还有人是被迫参与。干盘荣死后，所有人都开始怕下一个被杀的是自己，彼此之间的猜忌越来越重，原来隐蔽的联络也留下了不少痕迹。

专案组把所有线索拼到一起，兑换点的伪钞、叶培丽的行踪、仓库区的人员往来、独家村的社会关系，所有线索全都对上了，整个团伙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没过多久叶培丽也被杀害，很明显是团伙意识到暴露，想切断末端线索，反倒给专案组坐实了整个组织的存在。

内部的互相猜忌越来越严重，人人自危，根本藏不住。独家村的窝点暴露之后，蒋玉生、金星根以及相关人员很快都被控制，整个从印制到兑换的链条被彻底打掉。敌特本来想靠伪钞干扰货币兑换，破坏新政权的信誉，没想到因为贪欲内讧，反倒把整个网络都暴露了。

1949年6月初，也就是上海解放没几天，这起上海解放后第一起大规模伪钞案就取得了关键突破。所有线索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对刚刚接管上海的公安机关来说，这不只是破了一起刑事案件，更是一场保卫货币信用的城市保卫战。能不能稳住金融，直接关系到上海能不能快速恢复秩序，能不能让百姓相信新政权，这一仗赢的漂亮。

参考资料：人民网 上海解放初期粉碎敌特伪钞破坏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