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4月，黑龙江绥棱县一处村落，夜色压在低矮的农舍上。抗联战士杜希刚刚睡下，院外的狗却接连叫了起来。叫声并不在一个方向，时紧时松，像是有人正借着夜色靠近。
杜希刚没有立刻翻身。他侧耳听了片刻，手慢慢伸向枕下。枪刚握住，门外便传来杂乱脚步，紧接着，木门被猛地撞开，几名特务端着武器冲进屋内。
“别动！”
杜希刚已经明白，院子外面不止一拨人。若贸然开枪，敌人很可能向住户报复，接纳他的农户也会被牵连。短暂判断后，他松开了枪，任由敌人将自己押走。
这一幕看似只是一次突然袭捕，实际上，是日伪长期搜捕抗联人员的结果。杜希刚在绥化、绥棱一带活动多年，敌人对他的行踪盯得很紧。村里的狗叫，往往比人的喊声更早暴露异常；对熟悉乡村环境的抗联战士而言，这种变化不能忽略。
杜希刚是黑龙江人，少年时期便参加抗联。关于他的早年经历，相关材料记载，他的父母和妹妹曾被日军杀害，两名参加抗日活动的兄长也遭到迫害。家庭惨剧使他很早就认识到，所谓“顺从”并不能换来安稳，侵略者要的是控制和屈服。
他擅长骑马，也练过枪法。抗联物资匮乏，战士们常常一支枪多人轮换，弹药更要精打细算。杜希刚却能在马背上使用双枪，因射击准确而在队伍中有了“神枪手”的名声。这个称呼不是凭空得来，而是在一次次突围和伏击中打出来的。
1937年前后，东北抗联的处境急剧恶化。日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百姓集中迁往指定区域，企图切断抗联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山林中的部队失去了粮食、情报和藏身之处，追捕也随之密集起来。
汤原留守部队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作战。抗联主力转移后，仍有一百多人留下。日军准备调集兵力围歼，留守团没有坐等包围形成，而是抢在敌人完成部署前发动袭击。突袭虽然冒险，却打乱了日伪的节奏，部队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
有意思的是，抗联的战斗并不总是发生在开阔地带。更多时候，胜负取决于谁能先发现异常，谁能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判断。杜希刚后来多次负伤，也正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中积累了经验。
一次遭遇战中，他带队突围，身上留下严重伤口。山林里没有像样的医药，盐水成了清洗伤口的办法。盐水碰到创口，疼痛很难忍受，杜希刚却没有发出叫喊。对于缺医少药的抗联来说，能不能熬过去，常常比战术本身更考验人。
1939年以后，东北抗联的斗争更加艰苦。到了1943年年底，杜希刚已是当地抗日救国会的重要骨干。救国会负责联络群众、传递消息、筹集粮食，也为抗联提供掩护。正因为这些工作牵涉面广，日军和伪警察一直试图通过告密者摸清他的活动范围。
1944年春，杜希刚带小分队执行任务时与敌人遭遇。为摆脱追击，队员分散进入绥棱农村，分别住进救国会成员家中。敌人显然掌握了某些线索，夜间突然搜捕，才出现了开头那场破门抓捕。
被押往北安伪警察厅后，杜希刚遭到连续审讯。那里设有专门的特务机构，审讯对象多为抗日人员。敌人想知道的，不只是他的身份，还包括联络关系、藏身地点和其他同志的下落。
据有关资料记载，敌人对他施以烙刑、辣椒水、电刑和吊刑等酷刑。他几度昏迷，又被强行弄醒，伤口反复受到刺激。刑讯的目的很明确：逼迫被捕者开口，破坏地下联络网络。
但杜希刚始终没有供出同志。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他交付伪司法机关审判。法庭上，伪法官追问他为何抗日，杜希刚直接回答：“日本人是侵略者，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
这句话让审讯者一度难堪。判决仍然很快作出，杜希刚被判处死刑。遗憾的是，判决尚未执行，日本便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的日伪统治随之瓦解，杜希刚活着走出了监所。
长期刑讯给他的身体留下严重后果，后来被诊断为浸润型肺结核。组织上安排他从事地方工作，建国后又转回黑龙江疗养。1963年，杜希刚因病去世，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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