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蒋介石、日本人都请不动他，毛主席一封信他就回来了

广东开平赤坎镇，一个穷苦农家出了个孩子，十二岁漂洋过海去了美国。他在唐人街的后厨里洗过盘子，在波士顿的街头打过架，后来成了洪门安良堂的大佬，手下兄弟两万多人。孙中山请他回国做官，他没答应。

蒋介石许他国府委员，他也没要。日本人把他关起来，逼他当维持会长，他装糊涂绕圈子，最后跑了出来。1949年，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收拾行李就回来了。这个人叫司徒美堂。

1868年，广东开平赤坎镇一个穷苦农家添了个男孩，取名司徒羡意，后来改叫司徒美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读了几年私塾就辍了学，十二岁那年，揣着借来的五十块龙银，跟着乡人上了去美国的船。

到了旧金山，他钻进唐人街一家餐馆的后厨，洗盘子，择菜，什么活都干。一个半大孩子，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时候美国排华的风气正盛，华人走在街上都可能挨打，更别指望有人替你说理。

1885年，十七岁的司徒美堂在旧金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洪门在海外华人中间势力很大，讲的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那一套，入了洪门，等于有了一帮兄弟撑腰。

他在餐馆里干活的时候，碰上过一个白人流氓来吃霸王餐，吃完不给钱还动手打人，司徒美堂没忍住，几拳下去把人打死了。官司缠身，洪门兄弟凑钱请了律师，最后只判了十个月。这件事之后，他在洪门里的名声一下子起来了。

1894年，他到了波士顿，自己拉了一帮人，成立了安良堂。安良堂打出的旗号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很快就在洪门致公堂底下冒了出来，后来发展到全美国三十一个城市都有分堂，成员超过两万人。

司徒美堂这个人做事有分寸，他知道光靠拳头解决不了问题，得找懂法律的人撑场面。安良堂请了一位法律顾问，这个人叫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当了美国总统，在安良堂当法律顾问当了十年。司徒美堂跟罗斯福的交情，后来在推动废除排华法案的事情上起了作用。

1904年，孙中山到了美国，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在华侨中间活动。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见到了孙中山，听孙中山讲革命、讲推翻清政府、讲建立共和，听得入了神。他当场决定给孙中山当保卫员，还兼着做饭。孙中山在美期间的安全、食宿，司徒美堂一手包办。

孙中山走了以后，司徒美堂开始用洪门的力量给革命筹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提议把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四所致公堂的大楼抵押出去，换来的钱全部汇给孙中山做革命经费。孙中山后来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这里面有司徒美堂的一份功劳。

孙中山当上南京临时政府总统之后，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做官，司徒美堂没有答应。他觉得自己在美国做侨团的事情更实在，官场那套东西他弄不来，也不想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司徒美堂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给祖国捐钱。整个抗战期间，这个组织募到的捐款达到一千四百万美元，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里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司徒美堂自己年纪大了，跑不动前线，但他把能用的关系全用上了，华侨的每一块钱都是他一个一个劝出来的。

1941年冬天，司徒美堂被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坐船回国准备出席会议。船到香港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刚好打起来，香港很快沦陷，司徒美堂被日军软禁了起来。

日本特务头子矢崎知道他的底细，派人把他叫到特务机关，软硬兼施，要他以洪门大佬的身份出面组织香港的“治安维持委员会”，说白了就是当汉奸维持会长。矢崎开出的条件不低，答应给他高职高薪，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不答应的后果也很清楚，性命堪忧。

司徒美堂那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没有直接顶回去，而是跟日本人绕圈子。矢崎让他当“维持会长”，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被人“委任”过，要当也得是“聘任”才行，把日本人搞得一头雾水。

就这样拖了一段时间，中共地下组织和香港的洪门兄弟趁机会把他从日军手里弄了出来。他脚有毛病，走路不方便，还是化装成普通百姓，步行了一百多里地，一路逃出了香港，辗转到了重庆。

到了重庆，蒋介石见了他。蒋介石夫妇对他很客气，来的时候亲自迎接，走的时候搀扶到门口，给足了面子，还许诺让他当国府委员。司徒美堂在重庆待了一段时间，看到的是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是大后方百姓的困苦，他心里那杆秤开始往另一边倾斜。

蒋介石给的官，他没要。他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跟他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讲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怎么打仗，还转达了毛主席邀请他去延安看看的意思。司徒美堂当时没有去延安，但他记住了这些话。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要开国民大会，想让司徒美堂当国大代表。在司徒美堂看来，孙中山当年搞革命是为了建立共和，不是为了一个人说了算。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从南京去了香港。

杜月笙替蒋介石传话，语气里带着威胁，说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听完，把手里的拐杖往地上一杵，当场拍了桌子，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

1948年，司徒美堂在香港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同年十月，他在香港写了一封信，抬头写的是“上毛主席致敬书”，信里说“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这封信因为交通阻断，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给司徒美堂回了信。信里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务之急，热诚邀请他“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这封信送到纽约司徒美堂手上的时候，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南京已经换了旗帜。

1949年8月，八十一岁的司徒美堂从纽约坐飞机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天津，然后转火车到了北平。他到北平那天是9月4日，周恩来亲自到车站接他。他到北平之后提出来要见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上山的路不好走，司徒美堂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毛主席让人用自己坐过的一把藤椅，两边绑上木棍，做成了一个简易的轿子，把司徒美堂抬上了山。

司徒美堂坐在藤椅上被抬进双清别墅的时候，跟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他说原来对共产党了解不多，以为来北平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想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他教育很深。

毛主席听完，说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记住的话：我们今后要长期一直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

此后他留在了北京，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来还兼着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的职务。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在北京因脑溢血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周恩来主持了他的公祭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