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Citywalk荡马路，一定要去这30条马路

本文转自：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很多人说，上海是一座“走不完”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广度，更因为她的深度。

每一条马路，都如同一册翻开的书——砖石是封面，梧桐是书签，街灯是标点，而行走其间的你我，是在字里行间偶然相遇的读者。

“荡马路”，这三个字在上海话里，不只是“逛街”，更是一种慢下来的姿态，一种与城市肌肤相亲的方式。

这是“何以上海·上海微志”系列丛书的第二辑，由上海方志讲师团精心打造，延续“严谨内容，通俗表达；创新形式，轻盈呈现”的宗旨，把厚重的方志，化成一本你可以边走边翻的“搭子”。

1865年，上海开始以中国省份名命名南北干道、以城市名命名东西马路。

一幅“山河地图”就此铺展。河南路、四川路、江西路、山西路、西藏路……

本书聚焦30条以省级行政区名命名的道路，29篇文字，带你从路名出发，读懂一座城的来路。

- 江西路，升起过新中国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

- 山东路，曾经报业风云激荡、墨香仁心交织；

- 重庆路，是“申”字形高架落下的最后一笔……

它们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历史的容器、记忆的河床。

按图索骥，来一场专题式城市漫步；随手翻阅，任一段文字勾起对某条路的向往；站在路口，对照书里写的那栋老楼、那座旧桥、那家搬走又回来的老字号……

书里还有方志人化身的“阿芳”和“大志”陪你走，就像隔壁邻居递来的一句：“今朝荡哪儿？

上海书展期间，《荡马路》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展台的热销图书。在世纪活动区的活动更是人头攒动，好不热闹，签售队伍排起长龙。

如果说第一辑《申活志》带我们走进上海的“生活场景”，那么《荡马路》邀请我们直接寻踪城市生长的“脉络”。

从“看见”路名，到“读懂”路名；从一条马路，到一片山河，再到一座城的传奇。

今天，让我们跟着《荡马路》，在梧桐光影里，与一个更深沉的上海，欣然相逢。

荡马路（节选）

山西路，这条并不算长的马路，最近有了一个新身份——“老字号美食街区”。大壶春、洪长兴、德兴馆、鲜得来……那些曾让几代上海人惦念的“老味道”，如今在南京东路至天津路段的山西南路扎堆重现。食客们循香而来，在烟火气中打卡、品尝、追忆。然而，这条路的精彩远不止美食。从盆汤弄的市井水汽，到昼锦里的脂粉香风，再到吴昌硕的笔墨金石，它用不到两千米的距离，浓缩了上海百年。如今，美食的香气正为这本活态史书，翻开又一章热闹的续篇。

老闸路、盆汤弄

山西路的叙事，必须从水开始。它的命运与蜿蜒的苏州河血脉相连。山西北路最南端，苏州河的北岸，历史可追溯至明清甚至更早。这里曾是吴淞江上一处关键的水利枢纽——“老闸”的所在地。为调节水位、利于漕运，官府在此设闸，久而久之，闸口南北形成了货物装卸与交易的天然集市，称“老闸市”。清嘉庆年间，这里已成为一个繁华的镇市。粮船、货船在此停泊，南北货物在此集散，码头的号子、商贩的叫卖，构成了上海开埠前典型的河岸商业图景，这为日后山西北路的繁荣，奠定了最原始的地理与商业基因。上海开埠后，内河航运日益繁忙，老闸桥至铁大桥（今河南路桥）河段沿岸，船只云集，货物装卸昼夜不息。在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中，与新闸街、老闸街并立的三大清代街市之一。1843 年上海开埠后，城市化进程加速。约在19 世纪 60 年代初，今山西南路辟筑，初名“老闸路”。1865 年，以中国省份命名为“山西路”。

与此同时，连接苏州河南北的交通需求日益迫切。1885 年，一座六孔木桥“盆汤弄桥”（后统称山西路桥）建成。桥以北的道路自然延伸，1887 年，北段道路辟筑，称“北山西路”。至此，一条完整的“山西路”纵贯南北，正式登上城市舞台。1943 年，“北山西路”更名为“山西北路”，并沿用至今。

在老上海，山西南路是知名的“盆汤弄”。19世纪中后期，上海租界最早的营业性浴室在此诞生，如著名的“畅园”“瀛园”。所谓“盆汤”，即备有木质浴盆或搪瓷洋盆的单间浴室，分“官盆”“客盆”不同档次。这里不仅是洁身之所，更是重要的社交沙龙和信息枢纽。生意人在此“讲斤头”（谈判），朋友在此“吃讲茶”（调解纠纷），跑街在此交换行情。浴室门口老虎灶茶香袅袅，水汽氤氲间谈笑风生，构成了近代上海一幅生动的市井风情画。盆汤弄因而从一条弄堂名，扩展为整个片区的代称，直至成为山西南路（南京东路至苏州河段）的历史俗称。

2026 年初，随着云南南路美食街的更新，很多老字号，如大壶春、洪长兴、德兴馆、鲜得来……纷纷迁至南京东路、天津路间的山西南路，这一段随之被命名为“老字号美食街区”，不少游客专程来此打卡，尝一口“老上海的味道”，感受上海街巷里的烟火气。盆汤弄的名字，也因此留在了横跨苏州河的一座桥梁上——盆汤弄桥（即山西路桥）。桥头曾是拉黄牛的童丐等候生意、向乘客乞讨的据点，每日“黄包车子到桥边，每有人来一把牵。顷刻伸开乌黑手，无非向客讨铜钱”的场景，勾勒出社会底层的艰辛。1956 年桥因陈旧被拆除。

现在我们所见的山西路桥，于 2005 年重建，只通行人与非机动车，是一座现代化的钢结构桥梁，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

“女人街”昼锦里

如果说盆汤弄满足了身体的需求，那么与之相邻的“昼锦里”，则精准地捕捉并塑造了上海女性的精神与审美需求。这个源自《史记》，寓意“衣锦昼行”的典雅路名，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便与时尚美丽紧密相连。“老妙香室粉局”开创先河，以鹅蛋香粉、芝兰香粉风靡沪上。随后几十年间，老戴春林、月中桂等顶级香粉局，源昌、新源祥等珠宝首饰行，以及专营苏湘绣品、绣花旗袍、女鞋童装的德大、美章等名店，在短短百余米的街巷两侧竞相绽放。

这里不仅是购物场所，更是时尚发源地与社交秀场。名媛淑女在此流连，挑选最新的化妆品、最时新的衣料首饰，“到昼锦里逛逛”成为一件精致的、富有仪式感的事情。它标志着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女性消费文化与审美经济的成熟与独立，其影响力辐射全国，是上海作为“东方巴黎”在生活细节上的璀璨注脚。

海派文化氤氲的山西北路

1860 年代，英商在老街东部建造了大批石库门里弄，人口激增，街区日益繁华。随着盆汤桥的建成，山西北路迎来了建筑与人文的黄金时代。

山西北路尤其值得一提的吉庆里（山西北路457 弄），因一位大师的寓居而光耀艺术史册。1913年，年近古稀的吴昌硕携家眷迁入这里的 12 号住宅，直至 1927 年在此逝世。这最后的十四年，是他艺术上融会贯通、抵达化境的巅峰期。他在这座“三上三下”的石库门里，将书法、篆刻的笔意刀法融入绘画，开创了雄浑苍茫、金石气盎然的“海派”新风。

这间画室不仅是创作空间，更是当时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顶级沙龙。梅兰芳慕名而来，与吴昌硕结为忘年交，探讨书画与戏曲的神韵相通 ；年轻的刘海粟在此虚心求教，奠定了其贯通中西的艺术视野；金石家钱君匋在此得蒙点拨，终成一家。吴昌硕的寓所，如同一块磁石，吸引了南北艺文精英，使吉庆里成为海派文化的一个精神高地。如今，这里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依然安静地诉说着那段“陋室生辉”的传奇。

吉庆里附近还曾居住过另一位艺坛奇才杭稚英。他是中国近代月份牌广告画的巨匠，被誉为“月份牌大师”。早年受训于商务印书馆，融合西方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审美，创立了色彩明丽、形象甜美的“杭派”风格，尤以描绘典雅时髦的旗袍女性形象而广受欢迎。他在上海创办“稚英画室”，以现代工作室模式运作，几乎包揽了阴丹士林布、哈德门香烟等众多知名品牌的广告设计。其作品不仅是成功的商业广告，更成为传播摩登生活理念的视觉媒介，深刻塑造了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文化形象。杭稚英的艺术实践融合中西、雅俗共赏，奠定了其在中国商业美术与设计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抗战时期坚守民族气节，断然拒绝为日寇作画，宁愿举债度日，展现了艺术家的铮铮铁骨。

海派建筑露天博物馆

这条不足千米的道路两侧，几乎汇集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上海所有的民居建筑类型，是海派建筑的集中展现，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

这里有早期石库门，如山西北路西侧的五开间建筑，门楣高耸，天井幽深，代表着石库门建筑的初始形态。551 弄的石库门，院内西式彩色玻璃窗与精致的浮雕木刻并存，原主人是精通英语的律师潘士根。542 弄的欧式三层联列式花园别墅，却以中式马头墙作为防火墙，体现了中西元素的巧妙融合。钱氏民宅（亦称梁氏民宅）位于上海海宁路与山西北路交叉口西北侧，始建于清末，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庭院式二层建筑。其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吴昌硕故居前后相对，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该宅原为钱氏家族所有，后因家族养子赌博败家，以五万法币转售梁氏，故得“梁氏民宅”之名。建筑整体为三进深五开间，虽因历史原因部分结构改动、内部居住拥挤，但其木构件基本保存完好，椽子、斗拱及“官帽”等装饰清晰可见，双龙戏珠、八卦、木犀角等传统雕饰仍具风采。

民宅南侧另存更早建造的钱氏老宅（海宁路780 弄），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同为三进深，具有很高的历史与保护价值。

作为连接租界与华界的要道，两侧的公共建筑也别具风格。山西北路 470 号的山西大戏院（后改山西电影院），1930 年开业，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格，曾是闸北地区的文化地标。它不仅放映《战舰波将金号》等苏联影片，更将正宗的交响乐、芭蕾舞引入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其戏台藻井的马赛克拼花，不仅美观，更兼具声学调节功能，设计精巧。它代表了上海娱乐文化多元、开放与国际化的另一面。这里还聚集了一大批工商巨贾公馆 ：海宁路口的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公馆、太原坊的王晓籁（上海市商会会长）公馆，均是中西合璧的豪华宅邸，彰显着主人的财富与地位。

南京饭店 ：历史转折中的无声战场

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总有隐秘而关键的细节。位于山西南路南京东路口的南京饭店，始建于 1929年，于 1931 年正式开业。当时由华人资本投资兴建，名为“南京饭店”，建筑风格兼具现代主义与装饰艺术特征，是当时上海滩由中国人创办和管理的一流豪华酒店，地位显赫。开业后，迅速成为社会名流、政商要人汇聚的重要场所，见证了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上演过惊心动魄的一幕。1946 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徐楚光潜入上海。他在南京饭店设立了临时联络点。8 月间，徐楚光于 705 室会见地下工作人员，部署情报搜集与策反任务，为解放事业传递了大量关键信息。觥筹交错的饭店大厅背后，是危机四伏的无声战场，这为山西路的历史增添了又一重红色维度。

报童小学 ：从“报童之家”到育人摇篮

在山西南路近福州路口，坐落着一所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学校——报童小学。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上海城市史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红色篇章。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街头，众多贫苦儿童为谋生成为报童，穿梭于城市叫卖报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关注到这些孩子缺乏教育的现状，于1948 年开始筹备面向报童与贫苦儿童的学校。最初没有固定校舍，教师们利用弄堂口、屋檐下等场所，在孩子们卖报间隙教他们识字、算术和革命道理，形成了独特的“弄堂小学”“露天课堂”。1949 年后，党和政府正式在山西南路 35 号设立“报童小学”，主要招收原报童、人力车夫子女、工人子弟等城市底层劳动人民的孩子，使得许多从未踏入校门的儿童首次获得了在明亮教室中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尽管时代变迁，学校历经发展，但“报童小学”这一名称及其所象征的为底层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精神，始终是上海教育史上艰苦奋斗、重视平民教育的鲜明印记。

七浦路市场 ：从地摊货到时尚前沿

在山西北路海宁路南侧，有个全国闻名的七浦路市场。20 世纪 70 年代末，个体经济的春风吹拂，返城知青等早期创业者在此摆起地摊，贩卖廉价服装与小商品。凭借毗邻上海火车站的交通便利，这里迅速聚集人气，形成了交易火爆的“马路市场”，并以款式新颖、流转快速、价格低廉闻名，被誉为“上海服装业的晴雨表”。

随着规模扩大，早期的占道经营、环境混乱等问题凸显。自 1990 年代起，上海市政府主导了对七浦路的大规模改造，引入社会资本，先后建成了“新七浦”“兴旺”等一批现代化室内服装批发市场。这一升级不仅极大改善了经营环境，也提升了商品档次与规模，使其从露天集市蜕变为规范化商圈。进入新世纪，面对电商冲击与城市功能转型，七浦路市场积极求变，从传统的批发集散地向“批零兼营”转型，并融入更多时尚设计与快消品元素。如今，它仍是华东地区重要的服装流通枢纽，其带来的巨大人流、物流深刻改变了山西北路周边的城市生态，带动了餐饮、住宿、金融等配套产业的繁荣。七浦路所展现的市场活力与创业精神，与区域的历史文脉交织，构成了上海城市发展中一段独特的共生篇章。

山西路，一条不足两千米的街道，却是一部存储上海城市基因的“活态史书”。它从老闸的漕运樯橹中兴起，历经盆汤弄的市井烟火、昼锦里的香风丽影、丝业公所的商贾算盘，也承载了山西大戏院的艺术雅音、南京饭店的隐秘风云、报童小学的朗朗书声，直至七浦路市场的时代喧嚣、“老字号美食街区”的烟火。这里几乎浓缩了上海由水兴市、工商并重、文脉绵延与城市更新的所有记忆。山西路的传奇从未终结，它只是不断换上新妆，在上海永恒的更新中，持续书写着关于传承、适应与新生的故事。

《荡马路》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荡马路》精选了上海中心城区30条马路，既有纵贯南北、横跨东西的骨架型干道，又有僻处一隅、长仅百余米的幽静小道，从一个别致的侧面，聚焦上海开埠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变化和发展。30条马路29篇文字，可以引领读者在“荡马路”中，了解租界扩张与路网骨架形成、交通革新与城市集聚、经济转型与社会空间分化、城市管理与现代化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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