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笔签发的烈士证上共和国产生的“第一号烈士”到底是谁？

1952年，北京，毛泽东在一份烈士证上郑重签下名字。证书编号为“第一号”，所载姓名是段德昌。这个编号并不意味着牺牲者有先后高低，却记录了一段被历史反复确认的事实：这位红军将领，不仅战功卓著，还曾在革命最艰难的阶段遭受冤屈。

段德昌1904年出生于湖南南县。少年时期，他接受新式教育，喜欢阅读《天演论》《民约》等书籍。五四运动后，许多青年开始思考国家和社会的出路，段德昌也在其中。

1921年春，毛泽东到南县考察教育，和当时的段德昌有过一次长谈。两人谈学校、谈青年，也谈中国要走怎样的道路。那时的段德昌还没有走上战场，却已经显露出敏锐、果断的一面。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并非只会读书。他关心地方教育，也愿意接触新思想。临别时，毛泽东曾劝他到长沙求学，那里有更多接触革命活动的机会。段德昌后来进入长沙雅各中学，和毛泽东的联系也逐渐增多。

1924年，段德昌与何长工在华容南山创办新华中学，参与学校管理并讲授英文。办学不是他的终点，反而成为他观察社会、组织青年的一个起点。几年后，他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才能很快显露出来。

1926年，段德昌因参加共产党人的活动，被蒋介石下令从黄埔军校除名。毛泽东得知后，没有把这看作个人挫折，而是建议他进入中央政治讲习班继续学习。对段德昌来说，这次选择意味着放弃一条相对安稳的道路，转向风险更大的武装斗争。

1927年春，武汉的一间简陋住处里，毛泽东、段德昌和彭德怀再次相聚。毛泽东谈到革命武装时，提醒他们手中的枪杆子不能放松。段德昌和彭德怀当时都已在军队中任职，这场夜谈持续到天亮，也让三人对中国革命的方向有了更深的共识。

“今后的路，靠什么走？”毛泽东问。

段德昌回答：“要靠自己的武装。”

这句话并非豪言，而是当时严酷局势下的实际判断。南昌起义后，段德昌转赴鄂西，开始在农村组织武装，发动群众，逐步建立洪湖革命根据地。

1928年，贺龙、周逸群来到湘鄂西，段德昌与他们并肩作战。洪湖地区河港密布、芦苇丛生，敌军熟悉正规战，却未必适应这里的地形。段德昌把地方条件转化为作战优势，逐渐形成灵活机动的战术风格。

湘鄂西流传着一句话：“有贺不倒，无段不胜。”贺龙善于稳定军心，段德昌则长于判断战场和组织战斗。两人一内一外，成为根据地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支柱。

1932年初，段德昌指挥红九师在襄北连续作战。龙王集一战，他先攻克陈家河，随后利用夜色在龙王集至应城的道路两侧设伏。敌军增援部队拉成长队，进入伏击圈后很快失去组织，红军取得重大胜利。

不久，文家墩战斗又在大雨中打响。敌军因道路泥泞行动迟缓，段德昌抓住机会，率部连夜急行军，于拂晓突然发起攻击。敌军还未完成部署，外围阵地已经被突破。这种打法看似冒险，实际建立在侦察准确、行动迅速和集中兵力的基础上。

段德昌有一套适合洪湖地形的作战说法：“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它和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原则并不完全相同，却都强调避实击虚、主动选择战机。河湖港汊之间，部队不能死守一处，更不能和优势敌军硬拼。

1931年，段德昌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时的他，已经从地方游击队干部成长为红军的重要将领。毛泽东后来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时，专门肯定洪湖游击战争长期坚持的价值。

遗憾的是，1933年，湘鄂西苏区内部“肃反”扩大化，段德昌受到错误审查，于5月1日被杀害，年仅29岁。一位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这样倒在自己人制造的冤案之中。

段德昌牺牲后，战友和同志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功绩。1945年，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介绍了段德昌的事迹。同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他恢复名誉。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烈士证，毛泽东亲笔签发了编号为“第一号”的段德昌烈士证。1955年授衔工作期间，彭德怀提及段德昌，毛泽东久久不能平静，反复念着他的名字。那份难以掩饰的悲痛，既是对老战友的追念，也是对一位年轻将领被错误夺去生命的惋惜。

2009年9月14日，段德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9岁牺牲，留下的却不只是一个编号和一纸证书，还有洪湖战场上那套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作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