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192年，长安城内，司徒王允刚刚除掉董卓，却没有等来太平。宫门之外，西凉军旧部正在集结；宫门之内，汉献帝年幼，朝廷几乎没有可以独立支撑局面的人。王允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用尽一生维护的汉室，竟会在最接近转机时迅速滑向深渊。
三国故事里，“匡扶汉室”常常被当作人物立场的标志。刘备自称汉室宗亲，曹操则打着奉天子、讨逆贼的旗号，于是后世很容易把两人都归入忠于汉室的阵营。可若看他们真正的政治选择，就会发现，口号与目标并不总是一回事。
王允是少数把忠君观念贯彻到底的人。他出身太原王氏，早年凭借名望入仕，担任豫州刺史、侍御史等职。面对宦官专权和朝政败坏，他多次据理力争，因此几度被免职，甚至下狱。
有一次，狱吏劝他低头认错，免得遭受重刑。王允回答：“我受国恩而为臣，岂能向奸人求活？”这类记载未必字字可靠，却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宁可丢掉性命，也不愿以屈服换取官位。
董卓控制洛阳后，废少帝，立陈留王为帝，王允表面顺从，实际上一直在寻找机会。王允并非只会直言死谏，他很清楚，自己若贸然赴死，汉献帝身边便少了一名可以周旋的大臣。于是，他暂时收敛锋芒，借助吕布与董卓之间的矛盾，联合朝臣发动政变。
董卓于公元192年四月被杀，王允一度成为朝廷核心人物。遗憾的是，他没有妥善处理董卓旧部，也拒绝给予他们安抚和出路。李傕、郭汜等人随后起兵反攻，长安失守，王允被杀。此时的他已经尽了臣子的责任，却缺乏驾驭乱局的手段。
第二个人，是董承。董承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忠臣，他与汉室有姻亲关系，曾参与护送汉献帝东归。公元196年，汉献帝抵达洛阳，曹操派兵迎奉天子，随后迁都许县。董承也随之进入曹操控制的政治中心。
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确实恢复了朝廷部分秩序，也让汉献帝暂时摆脱了军阀挟持。但董承很快意识到，曹操需要的是天子的名义，而不是天子的实际权力。公元200年，董承等人接受汉献帝密诏，密谋诛杀曹操，参与者包括刘备、王服、吴硕等人。
这场行动失败后，董承被杀。史料没有证明“煮酒论英雄”之后，刘备专门把曹操的野心转告给董承，那是后世叙事的加工。不过，刘备确实曾参与董承集团。问题在于，他后来离开许都，走上了争夺地盘、建立个人势力的道路。
第三个人是荀彧。荀彧早年投奔袁绍，很快判断袁绍缺乏成就大业的决断，于是转而辅佐曹操。他为曹操规划战略，经营兖州，迎奉汉献帝，并多次提醒曹操要以匡正朝廷、讨伐乱臣作为政治根基。
荀彧与曹操的分歧，集中在曹操受封魏公一事上。公元212年，曹操要求增加封邑、设置官属，进一步突破臣子的礼制边界，荀彧没有表示赞同。两人的关系由此恶化，荀彧被留在寿春，忧惧成疾，不久去世。
王允死于兵变，董承死于密谋，荀彧困于权力格局。他们并非没有缺点，也不是完全成功的政治家，但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们的行动，核心仍是维护汉献帝和汉朝名分。
刘备则不同。他确实重视汉室血统，也确实曾参与反曹密谋，可当机会来到时，他选择占据荆州、益州，建立自己的政权。公元221年，曹丕代汉称帝，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这个“汉”，更多是他建立蜀汉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而非恢复旧有东汉朝廷。
曹操同样不能算匡扶汉室的人。迎奉天子，是他统一北方的重要政治手段；挟天子并不等于篡位，但也绝非单纯为皇权效命。公元213年，曹操受封魏公，公元216年进爵魏王，汉室的权力已被牢牢置于曹氏体系之中。
因此，若把“匡扶汉室”理解为始终维护汉献帝和东汉名分，王允、董承、荀彧确实比刘备、曹操更接近这个标准。只是他们守住了忠诚，却没有守住局势；而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早已把汉室当成了通往天下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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