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0月，北京局势紧张。吴德身在北京，既是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又担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面对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行动，他没有站到聚光灯下，却承担了联络、判断和调动部队的重要责任。
许多人后来把“凡是”同华国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公开史料中常被提到的更早表述，出自吴德。1976年10月下旬，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他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肯定的，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这句话的提出时间，早于后来被广泛传播的相关提法。
吴德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央工作的干部。1913年，他出生于河北丰润。1932年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那时的华北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公开身份和秘密工作之间，稍有疏忽就可能带来危险。
有意思的是，吴德并不以善于讲话著称，却很会组织群众。他在敌后发展党员、发动工人，工作做得扎实而隐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担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参与领导冀东抗日武装暴动。
冀东暴动的规模，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原本只希望能发动数千人，实际参加者达到十多万人。吴德后来又组织工人开展抗日活动，帮助巩固根据地。消息传到延安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40年，吴德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接见了他。谈到冀东工作时，毛泽东对其成绩给予肯定。吴德没有大段解释，只是低头笑了笑。有人评价他“能干事，却不抢功”，这类性格也影响了他之后的工作方式。
留在延安后，吴德担任敌后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起初，他对延安的具体情况并不熟悉，便用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到各处走访，了解群众生活和物资供应。掌握情况后再提出办法，成为他处理政务的一贯习惯。
七大结束后，吴德提出希望返回冀东。毛泽东尊重了他的选择。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冀东区党委书记、冀东军区政治委员，在华北根据地继续做组织和群众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先在平原省任职，平原省撤销后调往天津，担任过天津市市长。1955年，他到吉林担任省委书记，在当地工作了十一年。吉林是农业大省，他没有只看材料，而是经常下到田间，了解粮食生产、基层组织和农民生活。
1958年，毛泽东到吉林视察。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吴德，毛泽东直接来到农田，与正在劳动的群众交谈，询问的内容正是吴德平时汇报的农业情况。群众的回答与汇报基本相符，说明吴德没有靠数字粉饰成绩。
返回途中，毛泽东遇到匆匆赶来的吴德。吴德满头大汗，显然是刚得知消息。毛泽东对吉林农业工作表示肯定，吴德仍只是谦逊回应。这样的工作方法，使他获得了较高信任，也成为后来调往北京的重要原因。
1966年前后，吴德进入北京市领导班子。北京情况复杂，政治压力也大。电影《节振国》拍摄期间，因作品涉及冀东抗日斗争，吴德曾受到质疑。毛泽东指出，冀东大暴动是影响很大的事件，这一表态实际上肯定了相关历史，也使吴德渡过了难关。
此后，吴德担任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职务越重，面对的风险越大。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北京成为各种力量关注的中心，卫戍部队的态度和行动格外关键。
1976年10月3日，华国锋秘密约见吴德，谈到昌平一带的部队情况，并询问卫戍区是否可靠。吴德没有立即作绝对保证，而是提出要听取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意见。这个回答很谨慎，却也很重要。
吴忠随后表示，卫戍部队能够担负首都警卫任务，部队会听从中央安排。吴德将情况报告上去。10月4日，华国锋再次向吴德说明行动部署，要求卫戍区做好隔离审查有关人员、守卫重要机关和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吴德对吴忠说：“关键时候，部队必须听中央指挥。”吴忠回答：“请中央放心，卫戍部队能够完成任务。”几句简短的话，背后却是首都安全和行动成败的分量。
行动实施后，局面没有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吴德所负责的卫戍区部队，完成了戒备和支援任务。此后，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那句“凡是”表述，又使他成为这段历史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
1980年，吴德辞去职务，逐渐退出政治生活。晚年他种花、练字，生活十分安静。1995年，吴德去世。关于他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凡是”二字，也不能只看他在北京最后几年。冀东敌后、吉林田间以及1976年10月的北京，构成了他一生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几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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