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2月，北海道雨龙郡的一片雪山里，日本猎户夸田发现了几串异常脚印。脚印通向一处被积雪半掩的洞穴，洞内没有家具，只有简陋火炉、铁壶、雨伞和一些生活痕迹。谁也没想到，这个洞里藏着的中国人，已经与外界隔绝了十三年。
刘连仁出生于1912年，山东高密人。1944年，他三十二岁，是家中的长子，妻子已经怀孕，弟弟妹妹也要靠他照料。那年，他外出谋生，途中被伪军抓走。起初，他以为只是被强行征用，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跨国奴役。
被押到青岛后，刘连仁等人被送上船，运往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所属煤矿。为了掩盖强掳劳工的事实，日本方面让他们换上旧军装、拍照、按手印，制造所谓“俘虏劳动”的假象。
矿井里的日子，谈不上人过的生活。劳工缺少御寒衣物，口粮严重不足，却要承担高强度的井下劳动。煤尘、塌方、寒冷和殴打交织在一起，稍有懈怠便会遭到惩罚。许多人因饥饿、疾病和事故倒下，再也没有走出矿区。
有一次，刘连仁亲眼见到同伴因无力干活而被殴打。他明白，留在那里只有两种结局：累死，或者被打死。活下去，必须逃。
1945年7月31日晚，看守松懈之际，刘连仁和几名同伴打倒监工，翻墙逃走。枪声从身后传来，他们跌进污水沟，顾不上恶臭，爬起来就往山里跑。那一刻，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即将战败，只知道继续留下，必然没有生路。
他们原本打算一路向西北，设法回到中国。可北海道的山林、铁路和海岸，把这个愿望变成了几乎无法完成的跋涉。白天躲藏，夜里赶路，食物靠野菜、土豆和偶尔找到的残余物维持。
入秋后，大雪封山。为了躲避搜捕，几个人挖出简陋洞穴，搜集土豆、海带等食物过冬。他们没有棉衣，只能把纸袋、树皮和破布缠在身上。严寒来临后，洞内不能生火，食物也必须节省到极点，饥饿时便靠吃雪压住胃里的空虚。
春天到来时，刘连仁从洞中爬出，因久不见阳光而头晕目眩，四肢也因长期不动变得僵硬。几名同伴后来在搜捕中失散，只有他一人逃脱。漂流回国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求助日本渔民反而引来了搜山队伍。
那段时间，他一度找来绳子，准备结束生命。绳索断裂后，他摔在地上，缓了很久才重新站起来。死过一回，他改变了打算：不再急于寻找回国道路，先想办法活下去。
此后的十三年，他在山洞与荒野间独自度日。白天藏身，夜间寻找食物和生活用品，捡到一件大衣、一把雨伞，甚至一只铁壶，都被视作极其珍贵的收获。长期不与人交谈，使他的语言能力明显退化。
1958年2月，夸田带人再次搜寻，终于将刘连仁带出山洞。日本方面一度把他当作非法入境者处理。中国红十字会、华侨团体和中日友好人士得知消息后，立即介入调查，帮助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面对询问，刘连仁起初只能艰难发声。经过反复引导，他说出了：“山东高密，劳工，刘连仁。”这几个词，成为确认身份的重要线索，也撕开了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
1958年4月10日，刘连仁乘船回到中国。抵达天津时，码头聚集了许多迎接群众。他见到了妻子，也见到了出生后从未谋面的孩子。回乡后，他接受治疗和休养，但胃肠疾病、关节损伤、失眠等问题伴随多年。
日本方面曾提出给予一笔钱，刘连仁没有接受。他认为，个人生活可以得到照料，但被掳劳工所遭受的苦难，不能用一笔说不清性质的钱一笔带过。他要求日本方面承认事实、正式道歉、给予赔偿，并留下纪念设施。
1989年起，刘连仁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年过七旬的他先后多次赴日，面对复杂询问，努力复述矿井生活、劳工待遇和逃亡经历。日本民间律师小野等人参与协助，许多日本民众也以签名、调查和证言支持这场诉讼。
1998年，刘连仁在法庭上回答了大量问题。当被问及还有什么要求时，他表示自己已经年老多病，只希望案件能够尽快得到裁决。2000年，他因胃癌去世，未能等到最终结果。
他的儿子刘焕新依照遗愿继续诉讼。2001年，日本地方法院曾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认定刘连仁遭受强制劳动并判令赔偿。日本政府随后提起上诉。2005年，日本最高法院以战后国家赔偿处理等理由驳回诉求，案件由此告一段落。
2004年，山东高密建成刘连仁纪念馆和纪念碑，部分日本友好人士也前来参加相关活动。那座纪念碑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逃亡经历，更是一名普通中国劳工留下的证词：他曾被强行带离故土，在北海道的山洞中活了十三年，也用余生为那段被掩盖的历史讨要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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