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1月6日，安徽泾县茂林山区，傅秋涛率领的新四军第一纵队正准备向南突围。山口已经被封锁，枪声从四面传来，电台也在激战中损毁。军部命令无法传达，前方道路被截断，三千多人的队伍一下子陷入孤立。
这场危局，后来成为皖南事变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幕。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原计划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激战持续数日。叶挺被扣押，项英、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重伤后牺牲。三个纵队司令中，周桂生战死，张正坤被俘后遇害，只有第一纵队司令傅秋涛带队冲出重围。
事情并不是从枪声响起时才突然发生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敌后武装力量日益戒备。新四军在华中不断发展，既牵制日军，也扩大了共产党在地方的影响，这让国民党方面担心其力量继续增长。
1940年秋，国共之间围绕部队驻地、编制和行动范围的争执不断升级。国民党方面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缩编，并限期转移。为避免抗日阵营公开破裂，中共中央同意皖南新四军北移，但双方对路线和接应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
新四军原本有较便捷的东进路线，可以进入苏南，再渡长江与江北部队会合。这条路有群众基础，也有友军接应，却因国民党方面态度变化而无法继续。直接北渡，又要经过桂系控制区域和日军封锁线，风险同样很大。
于是，部队选择从云岭南下，经过茂林、三溪一带，寻找机会转向苏南。1941年1月4日，第一纵队先行出发。大雨使山路泥泞，河水暴涨，浮桥被冲断，战士们只能涉水通过。行军受阻，也给了对方判断新四军行动方向的机会。
1月6日，国民党军在茂林地区发动攻击。新四军曾试图夺取星潭这个咽喉位置，但各路行动没有形成合力，战场态势很快恶化。第一纵队一度向前推进，随后又奉命回撤。部队在混乱中失去联系，副司令赵凌波更在关键时刻叛变，使本已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
傅秋涛没有继续等待军部指示。他判断，敌军对主要道路的封锁最严，反而可能忽视偏僻峡谷，于是决定从三节水附近寻找缺口。江渭清率一支部队担任先锋，趁敌军部署未稳冲过公路。突击部队很快被截断，傅秋涛又组织特务营和第四连发起第二次冲击。
这一回，火力发挥了作用。警卫部队装备相对精良，驳壳枪、步枪和轻机枪集中使用，终于撕开一道口子。傅秋涛带着冲出的人员与江渭清会合，队伍只剩三百多人。新一团团长张铚秀也率一百多人从另一方向突围，后来经过长途转战返回部队。
突围并不等于脱险。傅秋涛率队进入泾县、宁国、宣城交界山区，在老虎坪与敌人周旋二十多天。粮食和弹药逐渐减少，伤员越来越多，继续集中行动只会暴露目标。经过商议，队伍被分成几部分，分别寻找出路。
连傅秋涛的家属也被迫留下照顾伤员，他年幼的女儿暂时交给当地乡亲。这样的决定十分沉重，却是当时保存骨干、争取突围的现实办法。傅秋涛带着十多名干部战士组成短枪队，昼伏夜行，时而化装成商贩，时而避开敌军哨卡，依靠熟悉地形的群众穿过封锁。
有意思的是，真正帮助他们越过一道关键防线的，竟是地方青洪帮成员。营教导员汪克明在宣城附近与两名陌生人接上暗语，确认对方是青洪帮首领陈玉庚的门徒。早在1938年，傅秋涛部队曾俘获陈玉庚的亲属，后来依照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将其释放，双方由此结下关系。
“你们是傅司令的人？”对方低声询问。
汪克明没有立即回答，只按约定方式作了暗示。确认身份后，两名帮众主动带路，帮助这支疲惫的队伍绕过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的严密检查，向南漪湖方向行进。
湖边的船夫起初把他们当成便衣部队，不肯摆渡。追兵逼近，战士只得强行登船。到了湖心，傅秋涛赶紧解释身份并赔礼。船夫听后说道：“早说是新四军，我也不至于把船划到湖心去。”他随后把一条船留在湖面，先划另一条船靠岸查看情况，再回来接人。
经过一个多月辗转，傅秋涛一行于1941年2月10日抵达新四军第十六旅驻地。1955年，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多年后回忆皖南突围，他提到的并不只是枪械和战术，而是群众在关键时刻提供的掩护、粮食和道路，甚至包括地方帮会中愿意伸手相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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