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4月10日，陕北延安，毛泽东从电台记录中听到大别山七里坪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正在当地举行所谓“庆功会”，认为红军游击力量已经被彻底消灭，没想到会场突然遭到袭击，组织者杜定廉被击毙。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普通战报，而是立即意识到：大别山的武装仍在，而且具备主动出击的能力。
他随即让人通知郑位三。谈话并不复杂，核心只有一个意思：尽快和大别山的部队接上关系，把这支力量保住。
这道指示背后，是对中原局势的判断。1946年中原突围后，鄂豫皖地区的部队遭到重兵围追，许多番号被打散，交通线被切断，外界甚至传出何耀榜已经牺牲的消息。对一支人数有限、缺少粮弹的队伍来说，能够在深山中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价值。
何耀榜不是临时出现的地方武装头目。1926年，他参加革命，长期在鄂豫皖山区活动。1932年因负伤滞留当地后，他没有随主力转移，而是依靠群众和熟悉的山地环境继续坚持斗争。大别山的沟壑、村落、道路和季节变化，几乎都印在他的脑子里。
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的作战方式。敌军占据城镇和交通要道，他就避开硬碰硬；敌军分散搜索，他便寻找缝隙出击。队伍人数少时，不能讲究阵地得失，能不能保存骨干、维持联络，往往比打下一座据点更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何耀榜又参与了鄂豫边地区的抗日工作。后来，他在李先念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山村里的交通站、临时宿营地、秘密联络点，看似不起眼，却构成了部队赖以生存的网络。
1946年中原突围前后，何耀榜曾负责鄂东一带的防御和转移。部队被打散后，他带领残部隐蔽在山中。敌方一度宣称已经将其击毙，甚至挂出无名尸首示众。熟悉情况的人却没有轻信，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何耀榜还活着，大别山就不会完全沉寂。
七里坪行动，正是这种判断的证明。参加行动的人数不多，有人伪装成杂役，有人借着会场混乱接近目标。枪声响起后，队伍迅速撤离，没有恋战，也没有试图占领会场。行动规模很小，影响却不小，它让敌方明白，所谓“清剿成功”不过是纸面上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看重的并不是这次袭击本身，而是它透露出的信息：何耀榜仍能组织人员，仍能获得情报，仍能在敌军控制区内完成突然行动。换句话说，这支队伍不仅活着，还具备恢复和扩大的可能。
郑位三随后安排人员进入大别山，与何耀榜建立联系。山路艰险，沿途又有敌军封锁，联络人员不能携带显眼文件，只能依靠可靠关系逐段传递消息。双方接上头后，中原局传达了明确任务：保存力量，牵制敌军，等待主力到来。
何耀榜明白，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慰问。大别山游击队要承担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战略行动提供落脚点、情报和向导。部队能否进入，粮道能否打通，敌军部署能否摸清，很多事情都要靠当地武装提前准备。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主力进入新区后，何耀榜所部发挥了熟悉地形的优势，承担联络、侦察和接应任务。对外来的大部队而言，一张地图远远不够，真正有用的往往是当地老乡指认的一条小路、一处渡口，或敌军换岗的时刻。
战斗中，何耀榜负伤严重。旧伤叠加新伤，使他的左腿最终无法保全。有人劝他离开一线，他却始终关心部队部署和地方工作。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像年轻时那样翻山越岭，组织便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他转入地方领导岗位。
1949年以后，何耀榜曾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由于身体原因，他没有再承担需要长期奔波的军事任务，后来参加湖北省政协工作。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始终影响着他的生活，但他没有把个人经历写成传奇故事，而是尽量记录部队如何隐蔽、如何行军、如何依靠群众。
1964年10月20日，何耀榜在湖北病逝，终年55岁。第二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追授他烈士称号。那个从大别山深处走出来的老战士，留下的不只是一次七里坪袭击，更是一支小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保存火种、等待主力的完整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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