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彭德清难以恢复工作，中组部长为难，叶飞指出材料漏洞百出！

1975年春，北京交通部一间会议室里，叶飞把一摞卷宗推到桌子中央，目光停在几处相互矛盾的证词上。纸张已经发黄，批语却很刺眼：仅凭几份未经核实的口供，便给一位老将定下严重结论。

彭德清的问题，难就难在这里。材料看似不少，真正能够相互印证的内容却很有限。时间对不上，地点说不清，证人之间也存在明显出入。叶飞翻完卷宗，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材料，怎么能作为定案依据？”

这句话传到中组部后，事情并没有立即解决。对方也有自己的顾虑，专案材料已经形成多年，牵涉人员不少，一旦重新审查，便不能只改一处结论。有人委婉提醒，现有旁证较多，处理起来并不容易。

叶飞没有争辩太久，只提出一个要求：重新核查。他认为，干部问题不能靠印象判断，更不能把审讯中形成的单方面材料，当成不可推翻的事实。若证据经不起复核，结论就必须重新讨论。

彭德清是老资格的军事干部，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经历过抗美援朝。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他担任过重要军事职务。这样一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干部，后来却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审查，职务和组织关系都被搁置。

叶飞与彭德清相识多年。两人都从战争年代走来，知道战场上的功过不能靠几张纸轻易抹去。更重要的是，叶飞清楚，彭德清一旦长期不能恢复工作，影响的绝不只是个人，也会让许多处境相似的干部看不到政策落实的边界。

1975年1月，叶飞出任交通部部长。此前，他在特殊年代中长期受到审查，后来恢复工作。到交通部后，他很快发现，部内一些干部仍处于停职、隔离或等待处理的状态，许多业务因此缺少熟悉情况的人负责。

交通运输是一个讲究连续性的部门。港口调度、航道维护、船舶管理，都不是临时安排一名干部就能立刻接手的工作。叶飞由此判断，恢复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必须落实到每一份档案、每一个岗位和每一项具体决定上。

彭德清的案子，便成了摆在面前的一道硬题。叶飞带着材料到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对方认为原有材料尚可作为依据。叶飞回答：“旁证不是越多越可靠，关键要看能不能互相印证。”会议气氛一度很紧，但重新复查的意见最终被提了出来。

回到交通部后，叶飞召集有关人员重新整理卷宗。他没有让人简单改写结论，而是要求逐项查证：证词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涉及地点是否准确，相关人员能否找到，前后说法有没有变化。材料中凡是互相冲突的地方，都要注明原因。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专案人员重新写出的报告，仍然保留了不少模糊说法。叶飞看过后，将报告退回，要求继续核查。他亲自对照原始材料，在旁边写下“时间不符”“证据中断”“缺少旁证”等批语，随后形成了较为详细的审查意见。

有意思的是，叶飞并没有把这件事处理成个人之间的争执。他反复强调，复查不是替谁说情，而是按照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办事。一个干部是否有问题，必须有事实依据；一个结论是否成立，也必须经得起复核。

经过重新审查，相关意见逐级上报。李先念等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后，对重新核查形成的报告表示支持。随后，彭德清恢复组织生活和原有职务，过去受到影响的任职年限按有关规定处理。

消息传到交通部时，许多人并未大声议论。那几年，干部们对这类决定格外谨慎，既有高兴，也有长久压抑后的不安。彭德清重新出现在机关会议上，叶飞只是同他握了握手，没有说过多的话。

叶飞很快意识到，单靠部长亲自过问，无法完成整个部里的政策落实工作。于是，他推动成立专门班子，集中处理干部复查、职务恢复和历史遗留问题。周惠被选中承担具体工作，但任职安排又遇到新的阻力。

有人提出，过去上面曾有过不宜让周惠担任党内职务的口头意见。叶飞没有接受这种含糊说法。他几次到有关部门查阅档案，要求查看正式文件。因为在他看来，组织处理必须有文字依据，不能仅凭传言或模糊指示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

经过协调，周惠参与机关党委工作，负责推动具体落实。随后，交通部对一批干部档案重新复核，逐人核对事实，逐项办理手续。有人恢复职务，有人重新安排工作，也有人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其他处理，但每一项决定都留下了相应依据。

彭德清恢复工作后，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申诉和解释上，而是重新投入交通战线。他到沿海地区了解航道、码头和海运情况，听取一线人员意见。战争年代留下的作风仍在，只要组织需要，他便愿意重新承担任务。

这起案件的意义，并不只在于一名老干部恢复了工作。它让交通部许多人看到了一个清楚的原则：材料必须真实，结论必须经得起核查，逼迫形成的证词不能代替事实。叶飞那句“材料漏洞百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1975年以后，交通系统的干部政策落实逐步展开，一批长期受影响的人员重新回到岗位。港口、航道和运输管理也因此补上了熟悉业务的人手。对于一个承担全国运输任务的部门来说，人的问题理顺了，工作秩序才有可能真正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