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战役前，战友们帮孙玉国物色对象，却被嫌弃又黑又瘦！

1969年，辽宁某地的一场报告会上，边防部队战士们忽然认出了台下的小何。几年前，正是他们起哄撮合，这位县城姑娘去看孙玉国打球。那次见面没有留下好印象，如今孙玉国已因珍宝岛战斗声名远播，小何的出现，立刻勾起了战友们的旧事。

小何显得有些局促。有人笑着说：“孙玉国现在可壮实多了。”这句玩笑并不重，却让她坐不住了。她没有等报告结束，便提前离开会场。多年以后，这段插曲仍被边防战士们提起，原因并非谁对谁错，而是那个年代的婚恋选择，常常被一身军装、一个驻地和一份对前途的想象牵动。

孙玉国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独自拉扯四个孩子。小时候，母亲问他长大想做什么，他脱口而出：“坐火车。”后来，他真的在1961年从工厂报名参军，登上了离家的列车。母亲在车站流泪，他只能安慰：“服完役，我就回家。”

可军旅生活并没有把他带回熟悉的家乡。孙玉国被分配到黑龙江边防部队，驻地偏远，冬季严寒，巡逻和值勤占去了大半时间。部队与饶河县厂矿青年的篮球比赛，却给单调的边境生活添了几分热闹。

孙玉国身材清瘦，动作却很灵活，臂力也不弱，常在场上打中锋。观众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瘦猴”。这个称呼带着调侃，也说明他在球场上颇受欢迎。谁能想到，球场上奔跑的年轻人，心里正压着一桩婚事。

一次探亲回家，母亲托亲友给他介绍对象。几位姑娘听说他在黑龙江边防服役，便打起了退堂鼓。有人想找的是城市里的安稳生活，对边防军人的理解，只停留在“苦”和“远”两个字上。孙玉国嘴上没有多说，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回到部队后，他因情绪郁结病了一场。偏偏篮球比赛即将开始，场上比分落后，观众一声声喊着“让瘦猴上”。教练只好把这个病号叫进场。没有换运动衣，他穿着衬衫上场，虽然拼尽全力，球队仍没能取胜。

输球之后，队员们把怨气撒向教练。教练也被激出了火气，干脆对大家说，既然球场上的办法不够，那就帮孙玉国解决个人问题。战友们这回认真起来，在当地物色了一位合适的姑娘，小何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小何在饶河县邮电局工作，性格活泼，长相出众，身边不乏追求者。她愿意认识军人，是因为觉得军人将来可能转业到内地，生活环境也许会随之改变。这个念头谈不上虚假，只是她对边防生活的艰苦缺少切身体会。

战友们把孙玉国的情况告诉她后，小何答应见面。第二天，边防站与县城工厂举行篮球赛，大家有意把她带到场边。小何问：“哪个是孙玉国？”战友指向场上的七号球员。

她看了许久，脸色渐渐变了。孙玉国在一群年轻人中显得格外单薄，皮肤也被边地风吹日晒得黝黑。小何问边防生活苦不苦、巡逻累不累，随后说：“既然不苦不累，怎么会这么黑、这么瘦？”比赛还没结束，她便离开了。

这次相亲就这样无声收场。孙玉国没有因为这件事停止训练，也没有把怨气发泄到谁身上。对边防军人而言，外貌很快会被风雪和任务遮过去，真正留下的，是能不能扛住寂寞，能不能在关键时刻站稳。

1969年3月，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孙玉国参加了那场战斗，名字随战斗报道传开，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来信，其中不乏表达爱慕之意的信件。昔日被嫌弃“又黑又瘦”的边防干部，突然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英雄。

不过，孙玉国真正建立家庭，并不是因为战斗带来的名声。1969年，他经嫂嫂介绍认识孙国珍。见面时，他没有刻意隐瞒边防生活的艰难，只问她能否接受长期两地分居。孙国珍回答：“只要你当个好兵，我就觉得光荣。”

同年10月，两人在老家结婚。婚房是哥哥家临时腾出的屋子，家具从亲戚家借来，婚礼也十分简单。蜜月尚未结束，孙玉国便返回部队。孙国珍没有抱怨，陪着婆婆过日子，把能料理的事情一件件接过来。

珍宝岛方向的消息不断传来，婆婆担心儿子，常问有没有来信。孙国珍总是安慰老人，说他忙完自然会写信。可等婆婆转身，她也会躲到一旁落泪。那场战斗结束前，家属很难确知亲人在前线的生死安危。

后来，孙国珍从广播中听到党的九大代表名单，里面出现了孙玉国的名字。她赶紧叫上婆婆，两个人守在收音机旁反复确认。没有长篇大论，只有相拥而泣。对一个边防军人的家庭来说，名单上的一个名字，便是最确切的平安消息。

孙玉国的人生并没有永远停留在荣誉之中。后来他经历职务变化，也转到地方工作，孙国珍始终陪在身边。1992年11月的一天凌晨，大雪覆盖道路，孙玉国准备到一家塑料厂检查工作。途中发生车祸，他被撞倒，送医后过了半天才醒来。

苏醒后的第一句话，是叮嘱身边人：“千万不能告诉我的妻子，她跟着我受苦太多了。”这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把几十年夫妻相守的分量，留在了那场意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