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是最有奋斗精神的，但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探春是《红楼梦》里少见的能干人。她会查账，会管人，敢替王夫人说话，也能把大观园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就是这样一个姑娘，面对亲生母亲的哭诉，偏偏寸步不让。她到底是太讲原则，还是太没人情味？

作者：大将潘凤

贾府里会花钱的主子不少，会管钱的却没几个。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有条脂批，说探春若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致流散。这话的分量很重。贾府那么多主子，脂批偏偏认为，真到了败落的时候，有探春在，还能替这个家收拾残局，安顿子孙。

这评价算是很高了。

第五十五回，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

贾府有旧例，家中奴仆的亲属去世，可以按身份和情形领取相应的丧银。李纨起初打算给四十两，探春却不肯立刻照办，叫人把旧账翻出来核对。

一查，赵国基这一项定为二十两。

但赵姨娘很不服。

死的是她自己的兄弟，管钱的又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她自然希望探春能多给一些。

探春坚决不同意。

她管的是官中的钱，不是自己的私房钱。今天为了亲娘多给，明天别人也拿亲戚关系来要，这个家还怎么管？

这道理并不错。

但赵姨娘想要的，恐怕也不只是多拿几两银子。

她在贾府是姨娘，处处低人一等。如今亲生女儿终于有了管家的权力，难道还不能让她这个做母亲的得一点体面？

而探春不仅坚持按例给钱，还在争执中强调正式的亲属名分。她强调王夫人才是自己母亲，王子腾才是她的舅舅；而赵国基只是赵姨娘的兄弟，哪里算得上舅舅？

这话，每个字都有道理，但每个字都扎在赵姨娘的心上。

自己的亲生女儿已经在当家，非但不能为自己做主，还要听一堆羞辱。

情何以堪？

第二十七回有一件小事。

探春给宝玉做了一双鞋，赵姨娘听见了，抱怨她为什么不给贾环做。

偏偏不巧，这话还让宝玉听到了，当面转述给探春听。

探春很不高兴。她认为兄弟姊妹之间，谁与自己亲近，自己便愿意对谁好，不能因为赵姨娘生了她，就要求她事事照顾贾环。

这话依然有道理，她和宝玉本来就亲近，给宝玉做鞋，似乎也不必强扯孝悌之道，赵姨娘的表达确实有点小气。

可探春对这层血缘的拒绝，何必那么坚决呢？

你当然可以自己决定把感情给谁，但非得这么强硬吗？

到了第四十六回，她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贾赦要收鸳鸯做妾，鸳鸯不肯，事情搞的很大，贾母居然气得迁怒王夫人。

王夫人是贾赦的弟媳，大伯要收屋里人，哪里轮得到她负责？可贾母正在火头上，一时没人敢替王夫人分辩。

探春却站出来，把这层道理说清楚。

贾母听了，也承认自己气糊涂了，错怪了王夫人。

所以探春并不是谁有权就听谁的。贾母错了，她照样敢说。

更重要的是，她维护的是嫡母，这就显得不单公允，也很有操守。

这个既能干又有决断的带刺玫瑰三姑娘，究竟把自己放在贾府的什么位置上？

探春是庶出的小姐。

她当然不是贾府的外人。她生来就是主子，有小姐的待遇，也有支配奴仆的资格。

但她却不像宝玉。

宝玉什么都不必做，也依然是贾府最受重视的子孙之一。探春再会管账、再能办事，也不会因为经营得好，就获得宝玉那样的家族位置。

她有主子的身份，却没有多少权利，更没有什么权力。

但她偏偏有理想，有抱负，想像男人一样去世界拼杀。

既然血缘不足，她那怎么办呢？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了法家，想起了《商君书》里的农战思想。

古代国家需要粮食，也需要士兵。可种田辛苦，上战场更可能送命，凭什么让人甘愿承担这些负担？

商鞅的办法，是把爵禄、赏罚与国家需要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功劳联系起来。

《史记》记载，商鞅变法规定，立下军功的人可以按功劳取得爵位；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也不能仅凭祖先的身份保有原来的爵禄。

这对普通人很有吸引力。

原来没有显赫祖宗，也可能凭军功取得地位。原来贵族子弟如果没有功劳，也不能永远端着爵禄。

可是，谁来规定什么叫功劳？

是国家。

国家需要打仗，便让军功成为上升的道路；国家需要粮食，便通过制度鼓励耕作。

个人确实可能得到好处，但要先去完成国家所需要的事情。

商鞅没有取消等级。但他让获得等级的道路发生了变化，也让更多人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农战目标联系起来。

这个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那些已经破落的贵族士大夫子弟，以及本来完全不可能成为贵族的普通人，终于可以通过非血缘继承的方式获得阶级跃迁了。

探春当然不是商鞅，但她和商鞅一样也是庶出，更糟糕的是，她还是个女性。

血缘的合法性与她几乎无关，所以，她必须以忠诚来表现自己的可靠，同时，她还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有用。

她要让贾府承认自己，就得比那些享受特权的人更加维护特权，要比那些人更能替家族解决问题。

所以，她以冷酷的方式和赵姨娘进行割裂，同时，她也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

第五十六回，探春发现大观园的花木竹林，不必只当作供主子赏玩的东西。

园子里有懂行的老妈妈，她们知道哪些花木可以经营，哪些出产可以利用。与其让府里继续花钱雇人照料，不如把这些事务分派给她们管理。

府里需要的东西照常供应，剩余的产出则可以让经营的人获得好处。

这样，贾府减少了开支，老妈妈们也有了挣钱的机会。

探春还考虑到，若把所得再交给账房经手，恐怕又要经过一番刁难和盘剥。因此她想办法避开原有的账房环节，让经营的人少受一道折腾。

老妈妈们听见这样的安排，自然高兴。

她们不是被探春骗去白干活，而是真有机会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收益。

她不是不懂下人的难处，也不是只知道替主子省钱。

她甚至愿意改变原有的做法，让管园子的老妈妈们多得好处，少受账房盘剥。

而她自己，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这是现代职业经理人的能力，为贾府这个董事会赚钱和省钱的能力。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史记》里的一个人。

汉武帝时期有个廷尉，叫杜周。

他很会办案，也很懂得皇帝的心思。

皇帝想惩治的人，他便使案件朝不利于那个人的方向发展；皇帝想宽纵的人，他又能找到办法让案件得到宽缓处理。

有人看不下去，质问他：你负责审理天下案件，为什么不按法律办，却专门揣摩皇帝的意思？

杜周反问：法律又是从哪里来的？过去君主认可的，写成律；后来君主认可的，成为令。

这就是典型的法家思维。

杜周当然懂刑律，而且是顶级专家，否则何以如此擅长逢迎？

但他更看重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皇帝的偏好。

他知道怎样把皇帝想做的事，变成一套可以执行的司法处置。

而在这个时候，他的职业程度越高，忠诚度越高，他的危害反而越大。

所以，他列名著名酷吏。

酷吏为什么坏？

因为他只重视主人的愿望，摒弃一切其他的合理性——包括人性。

历史上的著名法家，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的，比如“作法自毙”的商鞅，比如韩非子和李斯这对难兄难弟。

这里有他们本身的戾气，但也有他们天然的不得志和自身野心之间的矛盾。

因为缺乏血缘的合法性，他们不得不走向绩效的合法性。

但他们却又不肯走向民本，因为他们恰好是落魄贵族，边缘士大夫。

要成功，就要出奇制胜，于是，他们以“立法”为名，去主动维护皇家的体制，又以皇家的命令，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长此以往，终于和主人双向奔赴。

至此，法家治下，显然已经无法求天地之仁，那就只能求君名之仁。

这为更广泛的平庸之恶的诞生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因为当皇帝的个人爱好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时，执行者的道德也就无所谓了——既然一切都是任务，那当然不必查纠动机。

甚至，他们可以真的觉得自己很高尚。

探春兴利除弊，自然是大公无私，而她公开维护嫡母，给嫡兄做鞋，贬低生母，嫌弃亲弟，同样可以被理解为大公无私。

她是一个极好的执行者，优秀的职业人，自觉的法家信徒。

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她，她那种理所当然的冷酷和精打细算的情感投入，总会让我闻到一丝人格上的卑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