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毛泽东已年逾八十,身体和精力都不如从前。王海容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及外交系统工作,与这位写信的女同志相识。她知道,这不是一封普通的问候信,寄信人曾在多年以前陪毛泽东跳过舞,也曾得到过他的亲切关照。
信中写道,分别八年,无论身在天山脚下,还是西湾湖畔,都一直惦念主席,希望有机会再见一面。文字并不铺陈,却带着很强的私人情感。毛泽东读完后,目光停在落款上,随后对王海容说:“我想见见这个广西女儿。”
这句“女儿”,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称呼,而是毛泽东对身边年轻同志的一种亲近表达。写信的人名叫岑荣端,广西贺县人,后来改名为岑云端。她与毛泽东的缘分,起于一次并不复杂的舞会。
1958年,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舞蹈队接到通知,抽调演员到中南海参加舞会。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领导在紧张工作之余,偶尔通过跳舞调节身心。对年轻演员而言,这样的任务既是工作,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十九岁的岑荣端第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时,心里十分紧张。带队的老同志把她介绍过去,说她将担任毛泽东的舞伴。毛泽东没有摆出威严姿态,而是让她坐下,询问姓名和籍贯。
“我是广西贺县人,叫岑荣端。”
听到她来自广西,毛泽东笑着称她是“小老广”。随后,他又问“岑”字怎么写。岑荣端一时胆子大了起来,拉过毛泽东的手,在掌心写下了这个字。
毛泽东看后略作思索,说自己记得百家姓中似乎没有这个姓。后来查阅资料,确认“岑”确实在百家姓之中,他还特意向岑荣端说明,自己当时记错了。这件小事,正能看出他的严谨:即使是闲谈中的一个字,也不愿含糊过去。
聊天时,毛泽东还根据她的名字开了个玩笑,说“荣端”听起来不够顺,不如改成“云端”,像彩云一样飞到天上。岑荣端当时只当作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后来真的把名字改成了岑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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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曲响起后,两人进入舞池。毛泽东又问起她的姓氏来源,谈到清末广西官员岑春煊,询问两家的岑姓是否同宗。岑荣端当时说不清楚,回广西后再向父母打听,才知道家族祖上确有壮族渊源,但与岑春煊并非同一支系。
这次接触之后,岑荣端多次到中南海参加舞会。她年轻、朴实,说话直爽,逐渐得到毛泽东的熟悉。毛泽东有时谈历史,有时问地方风俗,谈话内容并不局限于舞蹈本身。对岑荣端而言,那些看似平常的问答,后来都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1966年以后,舞会暂停,岑荣端也离开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她与北京的一位同志结婚,之后调往新疆工作。地域相隔,加上工作环境变化,她与毛泽东的联系逐渐中断。
分别并没有让这段关系消失。岑荣端在新疆工作期间,仍惦记着当年那位平易近人的老人。1973年,她写信向毛泽东问候,并在信尾署名“您的广西女儿”。这才有了王海容转交信件的一幕。
1974年春节前后,岑荣端如愿回到北京,来到中南海。多年未见,毛泽东仍认出了她,并笑着说:“我的广西女儿来了。”这次相聚持续了五天,岑荣端陪毛泽东吃饭、看电影,也谈起过去在舞会中的往事。
临别时,她提出以后每年都来探望。毛泽东考虑到她路途遥远、工作繁忙,建议三年见一次。岑荣端嫌时间太久,改口说隔一年见一次。两人还以“飞机、大炮和猪肉”作了一个带有玩笑意味的约定,气氛一度轻松起来。
1975年7月,岑云端再次来到中南海。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她没有久留,也尽量不打扰休息。那次见面之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对于岑云端而言,“广西女儿”从来不是一张正式身份,而是一段由舞曲、书信和多年惦念连在一起的特殊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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