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们不是中国人，全家在新加坡享福，半年从中国赚走200多亿

前言

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思考过：每日餐桌上的食材、指尖滑过的APP、购物车里下单的商品，其背后真正的掌控者，或许早已悄然更换了国籍。

这并非刻意渲染某种情绪，而是被公众长期低估却真实存在的经济现象。

2026年新加坡版《福布斯》亿万富豪榜单正式揭晓，TOP50中近半数为华人面孔，其中多位系近年完成身份转换的“新新加坡籍”企业家，祖籍均在中国大陆。

海底捞联合创始人张勇与舒萍女士位列第12名，净资产达72亿美元。

冬海集团（Sea Limited）创始人李小冬高居第10位，身家总计77亿美元。

二者存在一个高度一致的关键特征：原始财富积累发生于中国境内，但法律意义上的国籍归属，早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更为“新加坡共和国”。

张勇：从四川简阳街头火锅摊到新加坡首富

回溯张勇的创业轨迹——1994年，他在四川简阳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支起四张木桌，挂出一块手写招牌：“海底捞”。二十余载深耕，这家本土火锅品牌不仅成长为全国连锁标杆，更登陆港股主板，实现资本化跃迁，门店网络延伸至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若细查海底捞2018年向港交所提交的上市文件，可清晰看到关键信息栏中，“张勇”与“舒萍”的国籍一栏明确标注为“新加坡”，常住地址亦为新加坡境内。

事实上，在IPO启动前数年，二人已完成入籍手续，正式成为新加坡公民。

2020年，凭借190亿美元净资产，张勇夫妇登顶新加坡首富宝座。

一位靠中国麻辣锅底撬动千亿市场的餐饮人，最终以新加坡籍身份问鼎该国财富巅峰，当时在舆论场掀起广泛热议。

有人指出此举意在推动企业全球化治理、优化跨境融资结构，这一解释具备现实合理性；但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是：海底捞超八成营收持续来源于中国大陆市场。

据公开财报披露，张勇2023年至2025年三年间个人年薪分别为5493万元、8790万元、8747万元人民币，而真正构成其财富主体的，是年度巨额现金分红。

2023年度，海底捞宣布派发现金股息总额40.5亿元，派息比例高达90%，张勇夫妇作为实际控制人，分得金额逾20亿元；2024年分红政策进一步加码，二人实际到账超25亿元。

仅分红一项，两年合计已突破45亿元大关。

就在本月初，海底捞发布一则关联交易公告：公司拟向张勇提供最高额度为1亿元人民币的短期循环贷款，期限严格限定为30个自然日，执行利率参照港元HIBOR加收60个基点。

与此同时，张勇配偶舒萍于今年9月通过家族信托架构，在二级市场一次性减持套现27.51亿港元。

一边以股东身份获取低息资金支持，一边由直系亲属实施大规模资产变现，再叠加每年近亿元薪酬及数十亿元分红收入。

这些资金的源头何在？答案直指每一位在中国城市商圈、社区街巷、写字楼楼下享用热辣火锅的普通消费者。

李小冬：天津学子在东南亚复刻中国互联网生态

再看李小冬的成长路径——出生于天津，本科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2009年于新加坡注册成立冬海集团（Sea Limited）。

这家企业的核心战略极为清晰：系统性移植中国互联网成熟范式，并在东南亚区域进行本地化再造与规模化落地。

旗下游戏平台Garena，既代理运营《英雄联盟》等全球头部IP，亦自主研发爆款手游《Free Fire》，稳居全球手游日活跃用户量第一梯队。

电商板块Shopee（虾皮购物），被业界公认为“东南亚版淘宝”；数字金融业务SeaMoney，则被誉为“东南亚版支付宝”。

腾讯曾长期持有其超过20%股份，为其早期发展提供关键资本与生态协同。

李小冬本人多次在公开访谈中坦言，正是2012年前后携家人返华期间，亲历移动支付驱动下的社交电商爆发场景，才催生出将类似模式复制至东南亚市场的构想。

如今，他已是新加坡籍公民，并以77亿美元净资产跻身2026年新加坡福布斯富豪榜第十位。

尽管冬海集团在上海、深圳、香港均设有常驻团队，专门服务中国商家出海东南亚，但公司法律注册地、创始人法定国籍、核心决策中心，全部锚定于新加坡。

盈利扎根中国市场，财税享受新加坡制度红利

将两位企业家经历并置审视，脉络愈发清晰。

张勇的商业根基深植于中国——发源于四川简阳，扩张依托国内消费力，主力门店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商圈，核心客群为中国居民，主要现金流来自境内终端销售，但他本人的国籍身份与财富统计口径，完全归属新加坡体系。

李小冬虽主战场在东南亚，但其商业模式底层逻辑源自中国经验，核心高管与技术骨干大量来自内地高校及科技企业，早期成长高度依赖腾讯在中国市场的资源反哺与资本加持，其个人身份亦完成新加坡化。

本质而言，是在中国市场获取收益，在新加坡体系内完成资产配置、税务筹划与身份安排。

新加坡税制对超高净值人群具有显著吸引力：不设资本利得税、免征遗产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制，最高边际税率仅为24%左右。

对于坐拥数十亿乃至百亿级净资产的企业家而言，这种制度差异带来的实际节税效应，堪称几何级增长。

加之新加坡护照通行全球190余国免签、城市治理高效有序、基础教育质量位居世界前列，将家庭定居地设于狮城、将主营业务布局于中国，已成为一批跨域经营者的理性选择。

张勇于2018年赴港上市时已持新加坡护照，李小冬则早在2009年创立冬海集团之初便完成国籍转换。

他们并未逃离，只是作出了符合自身发展节奏的战略性选择。

回到标题中提及的“半年自中国攫取超200亿元”说法，需作结构性拆解：张勇夫妇单年分红额已达20亿—30亿元区间，李小冬旗下企业在华设有采购、物流、技术协作等职能机构，确有部分收入流经中国结算体系。

但需客观指出，该数据难以精确量化。因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开曼群岛，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覆盖全球业务单元，营收来源具有跨国复合性；而冬海集团主体业务重心始终锁定在东南亚六国市场。

唯一无可争议的是：海底捞最大单一市场为中国大陆，其净利润最主要贡献者是中国消费者的每一笔堂食消费与外卖订单，张勇夫妇从中获得的每一笔分红，其终极资金源头皆可追溯至国内终端消费行为。

而依据现行中新税收协定及两国税法框架，这笔巨额收益无需在中国境内另行缴纳个人所得税。

最后坦诚说明，撰写此文绝非意图贬损任何个体成就。

企业家自主决定生活所在地，属于基本权利范畴。张勇将中式火锅升华为文化符号与商业范式，李小冬成功将中国互联网方法论输出至新兴市场，皆属难能可贵的能力体现。

他们的崛起，离不开中国庞大人口基数、完整供应链体系与高速迭代的数字基建支撑，也凝结着自身前瞻视野、极致执行力与持续创新精神。

但一个值得全社会共同审思的问题浮现出来：当“中国创收、新加坡持证”渐成可复制路径，当IPO前夕集中变更国籍成为部分创业者默认操作，这对我国长期税收可持续性、高端人才黏性以及产业价值留存能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依然会走进海底捞点一盘毛肚，也会习惯性打开虾皮选购日用品，但你掏出的每一张人民币、每一笔支付记录，最终有多少沉淀为本土就业机会与公共服务投入，又有多少转化为新加坡富豪榜单上跳动的数字？

这笔账，需要每个关注经济生态的普通人，静心核算一次。

结语

张勇配偶刚刚完成27.5亿港元规模的集中套现，张勇本人又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从自己掌舵的上市公司获得1亿元短期资金支持。

这笔资金往来背后的合规边界、利益平衡机制，值得海底捞全体股东与广大消费者共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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