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泰商标专栏 | 组合商标里的公共符号排他性的合理把握——兼论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的权利边界与公共利益平衡

近期，某国际品牌与某茶饮品牌的“四花瓣”图形商标侵权纠纷引发全社会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孔祥俊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冯晓青教授先后撰文，从不同角度切入同一个核心命题：当注册商标的构成要素来源于公共资源时，商标权的边界应当如何划定。
值得探讨的除涉及公共资源类符号的单一要素商标应如何维权之外，实务中还有一类常见情形，即申请人将公共资源类符号与其他设计元素相结合注册为组合商标以回避因缺乏显著性等原因所可能引发的被驳回风险，但在维权过程中却将组合商标中的公共元素部分拆分出来单独作为权利基础进行侵权比对，主张他人单独或复合使用该公共元素的行为构成侵权，从而扩大保护范围。
注册时“打包”，维权时“拆分”——这一进一退之间，究竟是组合商标中显著性部分的保护范围被放大，还是公共资源的边界被压缩，其合理边界及边界划分方法值得探讨。本文尝试从显著性约束、比对方法、混淆标准三个维度讨论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在维权过程中的权利边界，并就此类案件的实务审查路径提出初步框架。
一、被“拆分”出来的公共符号
（一）从“整体获准注册”到“要素单独主张”
公共资源类标识的注册障碍，首先来自于缺乏显著性。将某个地理名称、某条路线编号、某种行业通用表述单独申请注册，通常会因《商标法》第十一条“缺乏显著特征”而被驳回。为跨过这道门槛，申请人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加入具有显著性的设计元素如文字、图形，或采用特有排版方式等，使标识整体具备显著性，从而作为图文组合商标获准注册。
这一路径本身无可厚非。《商标法》并不禁止以公共资源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只要经设计后的标识整体符合显著性要求，即可获准作为商标注册。
问题出在注册之后。部分权利人在维权时，实际主张的并不是核定注册的“组合整体”，而是组合中的公共元素部分，如持有包含地理名称的组合商标的权利人将被告使用该地理名称的行为主张为为对其注册组合商标的使用，并以此主张侵权。
这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错位——在授权阶段，该公共元素因借助其他显著性设计元素才能克服单一公共元素缺乏显著性的问题，从而“打包”获准注册；到了维权阶段，该缺乏显著性的公共元素又被抽离出来，作为据以排他的单一依据。一个在授权时被认定为“不能独立发挥识别作用”的要素，在侵权诉讼中却被当作具有独立排他力的标识来主张，这个跨越缺乏法律依据。
（二）商标权保护的不是符号本身
注册商标专用权不是对核准注册标识的无条件垄断，商标权保护的边界取决于利益平衡的边界，保护的是具有显著性特征的标识或具有显著性特征的部分，而不是构成单纯的注册符号。对于前述组合商标而言，剥离掉显著性部分的公共元素并不具有产生显著性价值的识别力，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排他的依据。
从被诉使用行为的角度来看，现行《商标法》第四十八条亦规定了“商标性使用”，即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被诉行为中不带有识别功能的使用方式，本身也不在商标禁用权的射程范围之内。
在侵权判断上，有关公共元素请求商标权保护的案件多涉及合理使用抗辩，关于商标权限制的性质究竟为不侵权或侵权之例外，本文暂不讨论，仅就“商标性使用”与“混淆”的关系问题，有一类观点认为可将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作为是否具有“混淆可能性”的考虑因素之一，认为因为使用场景不构成商标性使用，进而不会造成混淆，所以不构成商标侵权。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商标性使用”应是基本要件，其逻辑层次应高于“混淆”。如果不构成商标性使用，该使用场景应不落入商标权人的排他性范围。
二、三重约束下的权利边界
（一）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应以显著性为基础
四川高院在“青花椒”系列案中的表述，是这一问题上最为清晰的裁判语言。在（2021）川知民终2152号判决中【3】，法院指出：
通常，商标显著性与商标识别功能呈正相关，显著性越强的商标，其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就高，相关公众对来源混淆的可能性就大，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相对较大；反之，显著性相对较弱的商标，其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较低，相关公众由此产生混淆的可能性就小，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相对较小。
涉案商标的弱显著性特点决定了其保护范围不宜过宽，否则会妨碍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当使用，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该案中，原告注册的是“青花椒”文字商标及由“青花椒”文字加图案构成的图文组合商标，被告在店招上使用“青花椒鱼火锅”。法院认定：被告在“青花椒”字样前附加自己的注册商标、后带“鱼火锅”三字，没有单独突出使用，完整而清晰地向公众表达了其提供的招牌菜是“青花椒鱼火锅”，其中“青花椒”是对其菜品中含有青花椒调味料的客观描述，并非商标性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对“显著性减损”的分析路径：由于餐饮服务和菜品调味料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服务商标标识和含有“青花椒”字样的特色菜品名称在辨识上界限微妙、相互混同，极大地降低了其注册商标的显著性。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同一逻辑——当商标的构成要素与使用场景存在天然关联时，要素本身的识别力被稀释，权利范围相应收缩。
这与组合商标“拆分主张”的情形高度同构：如果组合商标中的公共元素是在其本来意义上（而非作为来源标识的意义上）被使用，权利人的排他主张就失去了显著性基础。
同一标识在另一商品类别上的处理也印证了这一思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2023）粤73民终1423号【4】判决中认定，被诉商品上部显著注明的自有注册商标已完整清晰地表达了商品来源，“青花椒”文字与其他描述性文字、字母一并处于商品中下部，共同构成对产品成分、功能的描述区域，无法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并明确指出，“在青花椒作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植物且具有杀虫止痒功效的常识下，其并不能禁止他人合理使用在近似商品中”。
（二）公共元素应留存于公共领域
化解公共资源类商标的冲突，关键在于合理划分此类注册商标专有权的边界，清晰界定商标权人禁止他人使用的范围，并明确社会公众正当使用的情形和条件。冯晓青教授对此提出的核心主张有两点【1】。

其一是公共领域保留原则。传统文化元素等公共资源属于公共领域保留的范畴，不能因被注册为商标而禁止他人使用，否则将侵害公众对公共文化资源的自由使用权。
其二是风险承担理论。注册人明知公共资源类标识本身具有弱显著性，仍选择将其注册为商标，就应当容忍社会大众对该元素的普遍使用，包括承担可能因此造成的稀释或淡化风险。
笔者认为，在本文所探讨的使用场景下，“风险承担理论”这个提法尤其有解释力。权利人在申请注册时明知该要素来自公共领域、显著性先天不足，却仍选择以组合方式取得注册并据此维权，那么由此产生的“识别力不强”“他人正当使用难以禁止”的后果，本就是其应当预见并承受的。不能一方面享受借助公共元素快速建立认知的便利，另一方面又拒绝承担公共元素无法独占的代价。
（三）“正当使用”条款的适用
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这一条为公共资源类标识的正当使用（描述性合理使用）提供了直接的制定法依据。其适用要点在于：只要被告是在公共元素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而非作为区别来源的商标性使用，即落入该条的豁免范围。
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主席令第77号）新增了指示性合理使用条款。修订后的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仅为指示所提供商品的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等信息或者表明真实来源，使用相关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但容易导致混淆的除外。
该条款与前款描述性使用条款并列，是针对虽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但目的仅在于指示他人商标或产品的使用方式。在判断指示性合理使用时，“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这三个词精准指向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场景化合理使用的客观判断要素。判断描述性合理使用亦可参照该判断方法，如经营者为说明自身产品的适用场景、使用方式而提及某个地理名称、某条路线等，属于典型的对地理位置、路线等的指示，即构成描述性合理使用。
这一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合理使用（包含描述性合理使用与指示性合理使用）的立法依据：商标权人不能禁止他人为说明与商品相关的信息包括说明适用场景而使用相关符号，而该使用构成对商品相关特征的描述则构成描述性合理使用，如构成对他人商标或产品的描述则构成指示性合理使用，应用场景是判断使用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法律效果的重要考虑因素，这是新法的一个方向性的确认。
三、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近似判定中的区别性特征与公共元素
在侵权比对环节，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的比对方法也应有别于普通商标。
（一）比对重点应当落在体现设计特征的相关要素上
公共资源类商标近似判断中，来源于公共资源的商标构成要素不属于比对的重点，比对重点应放在与公共来源不同的设计元素和表现特征上【2】。
这一判断并非裁判偏好，而是商标法的逻辑使然。如果比对的重点是双方共有的公共元素，那么任何使用该公共元素的标识都会“近似”，这等于赋予权利人对公共元素的独占权——这恰恰与授权阶段否定单一公共元素的可注册性结论相悖。
（二）公共资源类商标中要部比对的独立价值
公共资源类商标的近似判断主要是要部比较【1】。相较于弱显著性或缺乏显著性的公共要素部分，其他显著性更强的区别性特征应属要部。针对包含公共元素的组合商标而言，要部比对优于整体比对的合理性在于：由于来源上的同源性，公共资源类商标与诉争标识可能具有某些天然的基本形态上的相似处，而这些相似部分能够为一般注意力的相关公众所“淡化”或“排除”，因此区别性特征就显得异常突出和重要，通常成为相互区分的显著部分；此时混淆性近似的比对应更看重其区别性特征，而不是整体形象。以下案例则很好地体现了涉公共元素的组合商标在侵权比对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广东高院在（2008）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45号路易威登“四花瓣”图形商标案中【5】的处理，是这一方法的经典适用。该案一审认为被诉“SOLVIL”手表上的四花瓣图案与权利商标近似、容易导致混淆；二审改判不侵权，理由包括：其一，“四花瓣”标识仅为字母组合图案的一部分，并无证据证明该图形商标用于手表上在中国具有较高知名度，路易威登的声誉应存在于其“LV”标识上，不能证明其知名度存在于“四花瓣”图形标识中；其二，被诉手表将“SOLVIL”字样置于表盘中上部标注商标的显著位置，与路易威登手表有显著区别；其三，双方目标客户、销售渠道、价格悬殊，不会导致相关公众误认混淆。
新加坡上诉法院在同一事实的关联案件【6】中也明确：不能据此跨越逻辑环节，推定组合商标的各构成要素、包括其中的图形商标，也分别取得足以独立成为来源标识的显著性。
（三）组合商标整体的知名度不当然地传导至其中的组成要素
有关组合商标整体知名度与组成要素知名度的关系，现有理论研究较少。在商品知名度传导理论的研究方面，孔祥俊教授指出，在核心商品上的知名度并不当然投射于其他类别商品之上，关联商标的知名度并非当然传导。【1】冯晓青教授亦强调，即便构成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亦有限度，不能无限延伸至所有商品类别；如果被告商品类别和原告相去甚远，依照生活经验，消费者难以将被告标识与原告商标联系在一起，则不宜认定被告存在混淆和误导的行为【2】。
由此可以总结得出，在商品知名度的传导问题上，首先该知名度不能当然地在不同商品间传导，其次即便在构成驰名商标的前提下，商品知名度的传导也应当受到商品关联性的限制。由此推演，在认定组合商标整体知名度与组成要素知名度的关系之时，也需要区分整体与组成要素的关系，如组成要素在整体中的重要性占比。笔者认为，此占比并非仅指物理面积的占比，而更应当考察显著性程度的占比，即组成要素起到主要识别作用的，其占比应当为高，整体知名度更可能传导至该重要性占比高的组成部分；反之则不易传导。
此外，在涉及判断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及其公共元素部分之间的知名度关系之前，还应当区分一个知名度定性问题：权利人所主张的“知名度”，究竟是商标自身的商誉积累，还是附着于公共资源自身的知名度。某条公路、某处名胜等如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认知度，那么该公共资源自带的知名度，不能计入权利人的商标知名度中予以考虑。若将二者混同，就会把公共资源的社会影响力错误地转化为私权的排他力，原本作为公共资源受到保护的范围将被错误压缩并划分给权利人作为私权范围予以保护。
四、“联想”与“混淆”的程度之差
在判断标识是否近似、商品是否类似时，侵权认定并不仅因该近似、类似判定完成而完成——最终还要回到市场混淆这一终局性要件。
（一）“容易导致混淆”应作“混淆盖然性”解读
现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表述是“容易导致混淆”，而非“可能混淆”。孔祥俊教授认为，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应当作“混淆盖然性”的解读，即较大的混淆可能性，而非一般的可能性【1】。这一理解与TRIPS协定第16条及美国商标实践中将“likelihood of confusion”理解为“probable confusion”而非“possible confusion”的立场一致。这一“程度”要求，在公共资源类商标侵权案件中能筛掉不少似是而非的主张。
（二）单纯的联想不等同于市场混淆
看到某个商业标识联想到另一个标识，本身不足以认定混淆。新加坡上诉法院在前述关联案件中即明确：即使Solvil花形图案与权利商标近似，如并不存在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误认的可能，仅因使用方式相似而使公众在两项标志之间产生联想，本身不足以认定公众存在混淆可能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相关报告亦指出，在所调查的国家中，仅仅使消费者“联想到”竞争者的产品，不构成误导或者欺骗消费者的市场混淆。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修订）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兜底条款，同样以“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为要件。换言之，混淆的最低门槛是“关联关系混淆”——即误认为存在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商业联合、广告代言等特定联系，单纯的联想达不到这一程度。
混淆盖然性的判断，必须回到具体使用场景中。广东高院在“四花瓣”案中考量的因素，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清单：使用形态是否突出使用，是否与自有商标一并使用，是否置于标注商品来源的显著位置；商品属性与价格是否影响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时施以的注意力；目标客户群体是否重合，其认知能力与注意程度如何；是否在同一渠道、同一层级的市场中流通。四川高院在“青花椒”案中考量了地域因素——原告经营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江苏地区，涉案商标在川渝地区并不为相关公众所熟悉，因此相关公众一般不会将被诉标识与原告商标联系起来。
五、越界维权的代价
如果支持“拆分主张”，代价不止于个案胜负。当前互联网环境下，网络平台成为品牌营销的“主战场”，平台为规避帮助侵权风险，最经济的合规策略就是关键词过滤——如果要求屏蔽包含该公共符号的全部内容，则大量与之无关的游记、攻略、评论会被一并处置；以地理名称、路线编号描述产品适用场景是诸多行业的通行表达，一旦被禁，等于把一个公共符号从行业语汇里抽走。更值得警惕的是先例效应：若“注册含公共元素的组合商标—拆分主张—独占公共元素”这条路走得通，任何人都能借组合注册之名行圈占公共符号之实，禁止他人在该元素本来意义上的正当使用，商标法的公共领域保留原则将被架空。
我国司法实践对商标权滥用已有明确的否定态度。在救济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法释〔2021〕11号）规定：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的起诉构成法律规定的滥用权利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请求原告赔偿其因该诉讼所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开支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意味着越界维权并非没有成本。当然，滥用权利的认定标准较高，需要证明提起诉讼一方具有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主观恶意，并有损害行为及后果发生，不能仅因原告败诉即反推构成滥用。
六、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侵权认定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面对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的侵权指控，认定时需关注以下特殊性。
（一）比对对象应为核定标识本身
首先核清原告据以主张的注册商标图样，再核清原告实际用于比对的对象。若原告主张的比对对象是组合中的某一构成要素（尤其是其中的文字、数字、通用表述部分），而核定注册的标识是图文组合整体，则应当要求原告说明其据以主张的权利边界，并留意是否存在“注册时打包、维权时拆分”的情形。同时核查权利状态：是否存在连续三年不使用被撤销、被提起无效宣告、核定类别与诉争场景不匹配等情形。
（二）争议要素是否属于公共资源
审查被单独抽取的要素是否属于地理名称、路线编号、行业通用表述、传统纹样、公共文化符号等公共资源范畴。可检索的证据包括：该要素在官方文件、行业标准、公共宣传中的使用情况；国家知识产权局就该要素单独申请注册作出的驳回决定；第三方在先使用的证据等。若确属公共资源，则进入下一步。
（三）被控侵权场景是否属于描述性使用
这是核心环节。重点考察被告是否同时清晰标注了自有商标；使用诉争要素的目的是说明商品的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还是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该要素在整体画面中是否被突出使用；被诉内容在完整语境中的主题是什么。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应将被诉画面还原至完整使用场景中整体评价，不宜脱离原始语境孤立抽取某一帧画面、某一局部截图再据以定案。正如新闻报道、纪录片中客观摄入某标识不构成商标性使用，经营者在记录真实场景时客观摄入公共空间的既有标识，同样难以认定为商标性使用。
（四）混淆能否达到盖然性
即便前三步均对原告有利，仍需审查是否达到“容易导致混淆”的程度。综合考量标识使用形态、商品属性与价格、相关公众构成、销售渠道差异、地域范围等因素。原告主张存在混淆的，应当提交实际混淆证据或者具有说服力的盖然性论证；仅以“可能产生联想”为由主张混淆，不符合法定要件。
结语
注册商标专用权虽然是私权，但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私权。商标注册制度是利益平衡的机制，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仅是其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在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中，除保护权利外，还要考虑自由竞争、公有领域元素的自由使用等诸多方面。
公共资源类组合商标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取得注册时就已经“嵌入”了公共领域的基因。这份基因决定了它的权利边界必然比臆造商标更窄，也决定了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
落到商标维权或侵权应对的实务个案中，攻防两端的着力点并不相同。代理权利人时，应当把举证重心放在“组合整体的第二含义”和“实际混淆证据”上，而不是反复强调公共元素本身的近似；代理被诉方时，则可以沿着“权利基础—要素属性—使用性质—混淆盖然性”的链条，逐层拆解原告的主张。
公共文化元素承载了广大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而注册商标保护的是私权。当两者发生利益交叉乃至冲突时，仅能在法定框架内对商标私权予以有限保护，各类传统公共文化资源理应永久留存于公共领域，实现商标私权保护与公共文化传承的双向兼顾。

注释：
[1] 孔祥俊：《公共资源类标识的商标授权与商标权保护——基于国内外多个LV四花瓣图形商标案件的思考》，知产前沿媒体，2026年7月23日。
[2] 冯晓青：《注册商标私权不可独占公共文化元素》，《上海法治报》2026年7月15日B2版“学者评论”。
[3]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知民终2152号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与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知民终2153号民事判决（2022年1月17日）。
[4]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3）粤73民终1423号东平某某化学有限公司、广州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5]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45号时间廊公司、雄腾公司与路易威登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
[6] City Chain Stores (S) Pte Ltd v Louis Vuitton Malletier, Civil Appeal No. 150 of 2008, [2009] SGCA 53.
本文所引现行《商标法》条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年修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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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PRdaily中文网（iprdaily.cn）
作者：聂颖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肖越心 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