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毛主席专列上发火，王爱梅与封耀松商量如何让他高兴些？

1959年4月，毛泽东乘专列前往上海。地点在顾家花园附近的铁路专线上，陪同在侧的有卫士封耀松和列车工作人员王爱梅。谁也没有想到，原本准备下车休息的毛泽东，晚上突然改变安排，重新回到专列，而他的脸色已经十分阴沉。

这趟专列在沿途停靠、考察，车上的工作人员连续忙碌了三四十天。抵达上海后，毛泽东曾吩咐当天住在下面，列车长便安排大家清洁车厢，准备稍作休整。到了晚上九点左右，通知突然传来：毛泽东仍要回专列休息。

车厢很快重新忙起来。

专列停靠的地方没有站台，车门下要临时架设活动车梯。这种车梯位置较高，又没有扶手，年近七旬的毛泽东上下车并不轻松。王爱梅站在车门处，看见封耀松伸手搀扶，却被毛泽东用力甩开。

王爱梅心里一紧。她来不及多想，只能站在车门内伸手过去：“主席，您拉着我，别松手。”

毛泽东没有回答，但伸出了手。王爱梅用力将他拉上车厢，下面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径直走进客厅，接过热毛巾后仍然沉默。王爱梅又小声问：“主席，要不要喝点水？”毛泽东摆摆手，说：“不用了，我肚子都气大了。”

这句话让王爱梅更加不安。她跟随毛泽东工作多年，知道他平日待人和蔼，也常用几句玩笑话消除大家的拘谨，可那天的怒气显然不同寻常。毛泽东随后吩咐她去找汪东兴，王爱梅便轻轻退出客厅。

不久，封耀松回到乘务室。王爱梅压低声音问：“主席怎么了？”封耀松解释，毛泽东这些天会议很多，休息一直不好，当天又给贺子珍打电话问候，原本希望能在上海见面，结果没有实现。电话结束后，他的情绪便一直没有缓过来。

这件事触动了王爱梅。对普通老人而言，想见家人、听几句家常话，并不是难事。可对毛泽东来说，长期工作在外，家人之间的见面往往受到各种条件限制。身边人能做的，除了保障工作和安全，似乎很难替他排解这份烦闷。

王爱梅想了想，对封耀松说：“能不能请示一下，准备些节目，让主席散散心？”封耀松也觉得可以试试，便答应第二天向汪东兴汇报。这个提议并不复杂，却反映出专列工作人员的一个实际任务：他们不仅要照料饮食起居，还要留意首长的精神状态。

第二天早晨，王爱梅照常提前做好准备。见到毛泽东时，她没有追问前一晚发生了什么，只问睡得怎样。毛泽东说还可以，反过来问她休息得好不好。王爱梅顺口说自己一沾枕头就能睡着，毛泽东听后笑了笑，说自己有时睡不着，吃了药也未必管用。

气氛慢慢松弛下来。王爱梅借机劝他注意休息，毛泽东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看来得听你的了。”随后，他让王爱梅坐下，又谈到年轻人应当学习，遇到变化要会看问题、处理问题，还要甘愿做无名英雄。

这番话并非空泛训诫。毛泽东长期在专列上办公、开会、休息，车厢也因此被工作人员称作“流动的中南海”。火车上的条件虽经专门安排，颠簸、噪声和频繁停靠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对年轻乘务员来说尚且疲惫，对一位长期高强度工作的老人，更是如此。

王爱梅最初调入铁道部专运处时，只是餐车上的新工作人员。第一次给毛泽东摆餐具，她紧张得手心出汗。毛泽东看出她拘谨，便问姓名，还开玩笑说两人是“亲戚”——因为“王”字下面添一笔，便成了“毛”字。几句话下来，王爱梅才逐渐放松。

毛泽东用餐也很简单，常见的是粗粮、蔬菜、辣椒和酱豆腐。王爱梅曾要替他削苹果，毛泽东却说苹果皮也有营养，还让她一同吃。她起初不敢接受，毛泽东便提醒：“我们是平等的，各吃各的，不用客套。”

相处时间久了，王爱梅发现，专列上的毛泽东并不是画像中凝固的形象。他会谈工作，也会开玩笑；会关心工作人员是否疲劳，也会因睡眠不足、家事未能如愿而烦恼。正因为如此，1959年那次发火才显得格外真实。

那一晚，王爱梅和封耀松商量的，并不是怎样讨好毛泽东，而是怎样让一位连家事都难以随意安排的老人，暂时从连日的劳累和郁结中缓过来。专列继续向前，车轮声依旧一阵紧接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