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5月26日，缅北茅邦村，第二百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守在戴安澜身旁，眼看这位师长因伤口恶化走到生命尽头。戴安澜临终前最挂念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部队能不能撤回云南。郑庭笈后来回忆，戴安澜手指地图，反复询问：“全师还能不能回国？”
这句问话，成了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最沉重的注脚。郑庭笈认为，戴安澜并非必然牺牲，第二百师也未必会陷入那样的绝境。战场上的失误、错误情报和友军撤退，一层层叠加，才把一支善战部队推入了险地。
戴安澜与郑庭笈相识多年。戴安澜早年参加北伐，后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郑庭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两人都在北伐和抗战中历练。昆仑关战役期间，第二百师与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并肩作战，郑庭笈因战功获得云麾勋章。
1942年3月1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入缅。第二百师担任先头部队，奉命接替英军防守同古。此时仰光已经失守，日军沿铁路和公路北进，英军一路后撤。同古成了阻挡日军的第一道关口，却几乎没有像样的空中支援。
英军撤走时，机场和重装备并未完整留下。第二百师面对日军飞机、火炮和坦克，手中能够依靠的，往往只是步枪、手榴弹和汽油瓶。3月20日，同古战斗爆发，郑庭笈指挥的第五九八团很快投入最激烈的防守。
战斗持续十二天。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城内房屋大片倒塌，外围阵地相继失守。3月24日，戴安澜召集团长开会，甚至安排了各自牺牲后的代理人选。这个细节说明，第二百师当时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阻击，而是在准备一场可能全军覆没的死战。
3月25日以后，同古转入巷战。双方逐屋争夺，近距离搏杀。日军还使用毒气，并派人化装成当地居民，试图混入城内，但被守军识破。第二百师伤亡很大，却也给日军造成沉重打击。3月29日，戴安澜下令撤退，郑庭笈带着伤员和残部突围。
同古撤出后，新的麻烦接踵而来。4月中旬，远征军准备在平满纳附近作战，杜聿明却突然得知英军又一次撤离，原本的侧翼掩护已经落空。杜聿明判断，继续按原计划推进，远征军很可能暴露在日军两翼夹击之中。
据郑庭笈回忆，4月19日，英方传来消息，称克遥克柏当西南方向出现大批日军。杜聿明对此存疑，因为中国部队的侦察报告并未发现异常。他曾提出：“这个情报不准，第二百师不该贸然出击。”但在当时的指挥关系下，反对并没有改变命令。
戴安澜奉命率第五九九团、第六〇〇团赶往指定地点。部队长途奔袭后才发现，那里并没有所谓的大批日军。郑庭笈认为，这次错误情报让第二百师再次替英军的撤退承担了代价。部队疲惫不堪，行军路线也被打乱，原本可以控制的退路逐渐变得危险。
5月2日，英军统帅魏菲尔下令全面撤退，远征军的统一部署随之陷入混乱。罗卓英率部分人员向印度方向转移，杜聿明试图重新组织部队，却已经难以恢复原有指挥。日军渡过怒江后，远征军回国通道被进一步压缩。
5月18日，第二百师经过细包至摩谷公路时遭到伏击。夜战持续三个多小时，戴安澜胸部和腹部中弹，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相继阵亡。由于缺少药品，戴安澜的伤口迅速恶化。部队只能用简陋担架抬着他，在雨季泥泞中艰难转移。
戴安澜知道自己可能撑不住，便召集团长交代后事，指定郑庭笈负责带部队回国。郑庭笈后来写道，戴安澜始终惦记全师撤退，哪怕自己已经无法行走，仍不断询问部队位置和伤员情况。
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许，戴安澜在茅邦村第二百师第五九八团驻地殉国，年仅38岁。郑庭笈护送他的遗骨继续突围，6月2日冲出日军包围，6月17日抵达云南腾冲。第二百师入缅时约一万人，回国时只剩四千余人。
郑庭笈晚年写下这些往事，并没有把责任全部归结于某一个人。他更在意的是那些本可避免的失误：友军撤退没有及时通报，情报未经核实便被强行采用，远征军又缺乏独立的空中支援和统一指挥。正是在这些环节上，戴安澜失去了原本可能生还的机会，第二百师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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