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性学家被一生误解，鲁迅评价：他的思想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

1926年，北京城里，一本名为《性史》的书突然引起轰动。北大教授张竞生没有想到，自己收集整理的几篇私人来稿，会让书店门前排起长队，也让他在很短时间内从新学术的倡导者，变成报纸上的“众矢之的”。

这场争议，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出版风波。它牵扯到婚姻、家庭、女性处境、生育观念，更触碰了旧社会最不愿公开讨论的角落。张竞生的麻烦，恰恰从他试图把这些问题摆到台面上开始。

1888年2月20日，张竞生出生于广东饶平一个家境较为优裕的商人家庭。富裕并没有让他安于传统生活，相反，家中森严的礼俗和社会上的等级秩序，使他很早便产生了疑问：一个人拥有财富，是否就意味着必须接受一切旧规矩？

少年时期，他在汕头同文学校读书，后来进入黄埔陆军小学。清末社会风雷激荡，革命报刊和新思想不断传入校园。张竞生参加剪辫等反清活动，因而被学校开除。那时的他还不是性学研究者，却已经表现出一个明显特点：不愿把习以为常的事情，当成天经地义。

1909年，他在新加坡见到孙中山。孙中山没有只把他看作一个热血青年，而是鼓励他继续求学。此后，张竞生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并参与京津地区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后，他还曾参与南北议和相关事务。革命让他看见制度的力量，留学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个人生活。

1912年至1919年间，张竞生在法国求学，先后获得文学方面的学位。法国社会关于爱情、婚姻和个人权利的讨论，对他影响很深。尤其是回头观察自己的婚姻经历时，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包办婚姻不仅决定两个人能否相处，还会限制女性对自身人生的选择。

1920年回到广东后，张竞生担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他注意到，许多家庭在缺乏生育知识的情况下不断添丁，贫困随之加重，孩子也可能因无力抚养而被遗弃或转卖。于是，他提出节制生育，主张家庭根据经济能力安排子女数量。

这个主张在当时十分刺耳。传统观念往往把子女多视为家族兴旺的象征，却很少讨论抚养能力和妇女负担。张竞生因此承受压力，并于1921年离开金山中学。同年，蔡元培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开始把关于爱情、婚姻和性心理的思考带进课堂。

有学生问：“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能公开讲？”

张竞生回答：“越是影响人的一生，越不能只靠猜测和禁忌。”

这类课程在北大引发了新鲜感，也引来了猛烈攻击。张竞生试图用“美学”来讨论人的情感与身体需求，反对把正常的人性一律说成污秽。他认为，婚姻不该只服从家族安排，爱情也并非一经结合便永远不变，夫妻关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

1926年，他组织风俗调查，向各地征集关于爱情和性观念的文字。投稿数量超出预期，但许多作者仍然遮遮掩掩，不敢直接表达。张竞生从中选出数篇，加以说明，编成《性史》出版。

书籍热销之后，舆论却迅速翻转。有人骂他“伤风败俗”，有人把他称为“卖春博士”。更麻烦的是，书商借着书名牟利，擅自编造续集，将低俗文字冒充张竞生作品。张竞生多次申辩，也曾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却很难摆脱已经形成的恶名。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遭受持久抨击的，不只是《性史》，还有他对爱情关系的解释。围绕谭熙鸿再婚一事，他发表文章，提出爱情具有条件性、可比较性和变迁性，夫妻首先应当是彼此平等的朋友。这种说法，在当时几乎等于向“从一而终”的旧观念正面挑战。

张竞生本人也结束了父母安排的婚姻，选择与褚问娟共同生活。他主张爱情自由，却没有始终处理好个人生活中的平等关系，后来还对妻子的某些行为加以限制。周作人曾批评他理论上反对旧礼教，实际生活中却仍带有旧式控制。这一点，是张竞生思想中的矛盾，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1927年离开北大后，张竞生在上海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后来又赴法国，翻译出版多部作品。抗战时期及其后，他还曾参与家乡建设。1949年以后，他很少再公开谈论性学，晚年生活并不宽裕，1970年在香港去世，享年82岁。

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曾谈及张竞生的某些主张，认为这类思想距离社会真正接受，恐怕还要等很久，信中有“二十五世纪”之说。这个判断未必是对张竞生全部观点的认可，却点出了他的尴尬：他提出的问题并非毫无价值，只是所处时代很难容纳如此直接的表达。

张竞生一生不断被误解，也确实有过偏激和失当之处。他留下的，不是一套可以照搬的答案，而是一连串被旧社会长期回避的问题：婚姻是否只能服从家庭，女性能否拥有自己的选择，生育是否应当考虑现实条件。正因为这些问题太早出现，他才在很长时间里承受了远超个人学术范围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