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葬礼规格竟高于毛主席，儿子早逝三女儿回国后生活平凡！

1950年10月27日，北京任弼时住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站在灵柩旁，亲自为这位老战友送行。屋门狭窄，几位领导同志合力抬起遗体，毛泽东也上前搭手。这个细节，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因为它不只是一次送别，更像是一个时代对任弼时一生功绩的集中确认。

任弼时逝世时，年仅46岁。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承担着极其繁重的党务、军务和组织工作。积劳成疾，最终因大面积脑溢血抢救无效。

当时，八宝山革命公墓尚在建设之中。1950年7月，北京市按照中央部署开始筹建这座公墓，原计划分期完成。任弼时突然去世时，工程还没有全部竣工，中央便决定在园区内修建临时墓地，先安葬这位重要领导人。

治丧规格之高，确实十分罕见。中共中央当天成立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成员达两百余人。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分别题词或撰写悼文。

遗体入殓时，周恩来等人执党旗一角，亲手覆盖在任弼时身上。随后，遗体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和群众吊唁。任弼时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中央领导人，墓碑上的“任弼时同志之墓”，由毛泽东亲笔题写。

所谓“葬礼规格比毛主席还高”，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切礼仪都高于毛泽东，而是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弼时的治丧活动极为集中、隆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参加。毛泽东后来谈到此事，曾认为任弼时为革命贡献巨大，厚葬是必要的，但若人人去世都如此办理，难免造成浪费。

这番思考，也推动了中央对丧葬方式的重新认识。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签署倡议书，倡导实行火葬。任弼时的葬礼，正好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重要的公共记忆，也促使人们思考，怎样纪念功勋，怎样避免铺张。

任弼时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礼遇，并非只因为职务高，更在于他在革命关键关头表现出的判断力。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表示拥护。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任弼时原本奉命前去执行不同意见。

到了湖南，他没有机械传达命令，而是认真调查敌我力量和地形条件，发现继续攻打长沙胜算很小，转向山区反而更符合实际。于是，他改变原有态度，向中央报告支持毛泽东的方案。为此，他受到批评，甚至一度被调离中央机关。

有意思的是，1931年以后，任弼时又一次面对类似选择。当时党内路线分歧严重，他受命前往中央苏区，却在实际考察后继续支持毛泽东。后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毛主席”这一称呼也由此广泛传播。

任弼时的支持，从来不是出于私人依附。他看重的是实事求是，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更符合中国实际。叶剑英称他是“中国人民的骆驼”，说的正是这种肯负重、能坚持、少计个人得失的品格。

生活中的任弼时同样朴素。他有一条从革命年代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旧毯子，破旧不堪，却始终舍不得丢，因为那是组织发给他的物品。工作用车配给后，他能步行就步行，尽量不占用公家资源。

但对工作人员，他又并非一味讲求节省。有一次，秘书妻子临产，秘书没有敢动用车辆，只找三轮车送妻子去医院。任弼时得知后十分生气：“人命关天，为什么不把车开走？”这句责备，背后是对身边同志实实在在的关心。

对子女，他的要求却很严格。任远征年幼时曾从仓库得到一本笔记本，回家后被父亲严肃批评。任弼时告诉她，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拿，哪怕只是一本本子。孩子身份特殊，更不能把特殊当成便利。

任弼时共有四个孩子。长女任远志曾在军事博物馆工作，二女儿任远征从事科研和政协工作。三女儿任远芳从苏联回国后进入工厂，过着普通而低调的生活。小儿子任远远曾被授予大校军衔，却早早离开人世。这个家庭没有借父辈功劳谋求特殊生活，几个人各自走上不同道路，留下的正是那条朴素家训：公家的名义，不能变成个人的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