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50比1，接任菲律宾总统众望所归，最反华的特奥多罗成了笑话

10月12日，菲律宾民调机构“亚洲脉搏”发布了2026年9月17日至24日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拿到50%的首选率，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得票率是1%。

在马科斯弹劾下，为什么萨拉支持率不降反升？

事实上，马科斯政府交出的经济成绩单，是对萨拉最大的助攻。亚洲脉搏2026年7月的调查显示，半数菲律宾民众不满意马科斯的执政表现，满意度只有29%。马科斯政府的净满意度跌至约负13，是菲律宾近16年历任政府的最低点。

菲律宾发展研究所估计，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胀危机可能使130万至310万菲律宾民众陷入贫困。菲律宾发展研究所还指出，96百万菲律宾人受到物价上涨的严重冲击。通胀已经从食品和能源领域向更广泛的家庭支出蔓延，低收入家庭首当其冲。

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莎拉反复把“通胀和食品价格”定义为菲律宾人最紧迫的关切，等于是在替那些每天在菜市场感受到压力的普通人说话。马科斯政府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民众的不满自然流向了对立面。

另外，亚洲脉搏的民调显示，莎拉在棉兰老岛拿到92%的支持率，米沙鄢群岛56%，连马科斯家族基本盘所在的大马尼拉地区也有40%。

尽管老杜特尔特本人当时已经身陷海牙的司法程序，但他竞选达沃市长仍然拿到了66万张选票，是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的八倍。棉兰老岛的选民认的不是某一张脸，而是“杜特尔特”这个姓氏背后一整套他们熟悉的治理方式和利益分配格局。莎拉作为这个家族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人，天然继承了这张网。

但对萨拉来说，尽管支持率遥遥领先。

但并不意味着，萨拉就能胜出。一直以来，马科斯阵营一直想办法弹劾萨拉，一旦成功，萨拉就没有机会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但从民调效果看，弹劾案起到的更像是反向动员的作用。

另外，马科斯阵营在弹劾过程中的操作，反而强化了莎拉“被政治追杀”的叙事。

9月23日修改计票门槛的操作，发生在杜特尔特阵营多名参议员接连“消失”的窗口期：德拉罗萨东躲西藏，埃斯特拉达和马科莱塔因腐败指控入狱，莱加达在海外就医。

规则修改后，原本需要16票的定罪门槛变成了14票，13张赞成票里杜特尔特阵营的参议员几乎全部缺席或弃权。缺席的参议员仍可能在裁决前出庭改变票数，即便最终定罪，公众也会因为规则被临时修改而质疑结果的合法性。

10月13日，众议院检方撤回四项指控中的三项，仅保留“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一项。莎拉当天回应说，撤回是因为证据不足。她的律师表示，撤回指控“剥夺了”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检方的退却，在舆论场上被解读为马科斯阵营在弹劾战线上的一次收缩。

马科斯打出的“中国牌”，打在了自己的脚上

马科斯本人在10月11日亲自下场，声称如果证实莎拉“与来自中国的资金有联系”，这将构成“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威胁”。

莎拉的回应很直接：马科斯将她与中国强行联系的言论“可能威胁到她个人及国家安全，并对菲中关系产生严重影响”。她批评马科斯的立场等于在警告所有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菲律宾商人，并斥责这是“对中国发起的鲁莽且危险的挑衅”。

杜特尔特执政时期，中菲经贸往来密切，棉兰老岛的水果畅销中国市场，菲律宾民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和平红利。马科斯推翻对华友好政策后，代价迅速显现：2026年前四个月，菲律宾对华香蕉出口额同比暴跌43.7%，市场份额从当年的七成以上跌到不足两成。

2026年前五个月，菲律宾对华出口额同比下滑超过两成，腰斩的不只是数据，还有数十万产业链岗位。

莎拉在回应马科斯时点出了一个关键事实：许多菲律宾企业都与中国有生意往来，菲律宾商人与中国之间有“非常大量的进出口贸易”。马科斯把“与中国做生意”等同于“国家安全威胁”，等于在把数以万计的菲律宾商人、出口商和种植户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特奥多罗的1%，就是这种对立面在民调数字上的具象化。他在仁爱礁、黄岩岛海域多、次主动挑起事端，向美国出卖军事基地使用权，在国际媒体上炒得很热，但回国参加民调，发现自己连本土民众的支持都换不来。

把以上几个层面放在一起看，莎拉支持率不降反升的逻辑就清晰了。

马科斯政府的经济治理让大多数菲律宾人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的切实压力，而莎拉把“通胀和食品价格”定义为民众最紧迫的关切，等于站在了这种压力的对立面——不是反对派立场意义上的对立，而是“你在管物价，他在管权力”的对立。

弹劾案的推进方式让相当一部分民众将其解读为政治操作而非法律问责，莎拉在弹劾风暴中反而获得了某种“被围攻者”的同情加成。

棉兰老岛三十年经营出来的政治机器提供了一个稳固到几乎不可撼动的基本盘，让莎拉在全国民调中始终有一个50%量级的底盘。而马科斯把中国议题武器化的尝试，触及了菲律宾出口商、种植户和普通消费者的切身经济利益，反而帮莎拉把“务实”这个标签擦得更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