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北京。周恩来与一位外国医生谈话时，桌上摆着一份入籍申请。这个人叫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那一年，他39岁，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六年，却仍被许多人称作“外国医生”。
他提出的愿望很朴素：“我想成为中国人。”周恩来听完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详细了解了他的经历。因为这份申请背后，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改变，更是一个美国青年把人生方向彻底交给中国的选择。
马海德出生于1910年，父母是来自黎巴嫩的移民，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在工厂做工，母亲靠替人料理家务贴补生活。年幼时，一场传染病让全家陷入困境，贫穷使他们差点无法得到治疗。
一位医生免费为他们诊治，改变了这个孩子对人生的看法。马海德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选择医学，并不是为了体面的职业和优厚的收入，而是因为亲眼见过疾病怎样逼近一个普通家庭。
1933年，23岁的马海德从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毕业。按照常理，他完全可以留在西方谋得一份稳定工作。但那时的中国，正被贫困、疾病和战乱反复撕扯。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开始关注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
他带着医疗用品来到上海，与同学开设诊所，为贫苦民众看病。诊所收入并不理想，同伴逐渐失去信心，选择离开。马海德却没有走。他认为，真正需要医生的地方，恰恰不是那些能够支付高额诊费的人群。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能走进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宋庆龄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都有关系。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马海德认识了斯诺，并随同前往陕北考察。在那里，他接触到红军官兵，也看到了根据地极其简陋的医疗条件。
三个月的见闻，使他不再把这里当成一次短暂的旅行。医疗器械缺乏，药品供应紧张，医生数量更是有限，可伤员和群众对救治的需要十分迫切。马海德没有随斯诺离开，而是决定留下来。
有人劝他：“你是美国人，何必把自己留在这样的地方？”他回答：“正因为这里困难，才更需要医生。”从那以后，他取了“马海德”这个名字，穿上朴素的衣服，开始用一个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和工作。
在根据地，马海德既看病，也参与建立基层医疗制度。他骑马、步行，跟随部队转移，药箱常常比个人行李更重要。环境艰苦时，医生没有固定诊室，树下、窑洞里，甚至行军途中，都可能成为临时救治场所。
他的婚姻，也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发生的。周素珍出身于较为富裕的家庭，因追求进步来到革命队伍。她相貌出众，熟悉她的人常称她为“延安第一美女”。这个称呼带有民间色彩，却也说明她在延安颇受关注。
一次，周素珍患了风寒，马海德为她诊治。病情缓解后，两人因为工作和生活不断接触，感情逐渐加深。1940年，他们在延安举行婚礼。婚礼并不铺张，参加者多是身边的同志，简单，却很符合当时根据地的生活环境。
马海德曾有三个愿望：抗战胜利，娶一位中国妻子，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前两个愿望，他在战火中实现了。1949年取得中国国籍后，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之一，相关史料通常将他称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身份改变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新中国成立初期，麻风病仍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患者常遭受歧视，许多病区交通闭塞，医疗条件极差。马海德担任卫生部门顾问后，把大量精力投入麻风病防治，走访病区，培训医务人员，推动建立防治机构。
那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发文件的工作。为了取得患者信任，他常常走近病人，检查皮肤和神经状况，耐心解释疾病并非不可控制。面对被遗弃的患者，他反复强调，治疗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人的尊严问题。
周素珍曾说，丈夫身上有一股“傻劲儿”。别人嫌路远、条件差，他偏要去；别人担心感染，他仍坚持接触患者。儿子周幼马也记得，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嘴边经常挂着的，还是麻风病防治。
马海德晚年患有胃病，后来又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但身体状况没有立即改变他的工作节奏。1988年10月3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身后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名字，还有遍布多个地区的医疗实践和一批受他影响的医务工作者。
周素珍在回忆丈夫的文字中写过，自己曾梦见马海德仍穿着当年的军装，站在面前向她求婚。梦醒之后，房间依旧安静。那段共同走过的岁月，却早已嵌入她此后的人生，也嵌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段具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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