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上高中的“初中校霸”现在怎么样了？

志涛现在在家放羊，每天早晚赶两趟羊去坡上吃草，其余时间就做点杂活。或是给种烟叶的叔伯帮帮忙，或是跟自己父亲一起砍点树叶备点草料，考了特种作业证后，还能零散地给养牛场或工地开铲车赚些外快。最近他母亲的腿磕碰到了，他还要给家里的爸妈做三顿饭。志涛就这么过着非常典型的农村生活。志涛是我的初中同学，由于发育的早的缘故，八年级他就胡茬丛生、身形魁梧了。再加上经常帮家里放羊，皮肤晒得也黑，九年级时身板就和成年人无异了。

志涛只是长得凶，成熟壮硕的外观让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一个“校霸”式的狠角色。再加上他那一口地道的农村方言，以及带有长辈们说话的那种顿挫口气与语调，这就更显成熟了。乍一看就像是不好惹的会攒事儿的主。我、雨亭、腾飞一开始都是这么认为的。甚至八年级时，新入职的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也认为志涛不好惹，上课随机点名让他回答问题，一看志涛慢悠悠站起来了，就赶忙转移话题，说这道题太难了，我们还是再细致讲一遍吧。

但实际上志涛性格内敛，腼腆寡言，从没干过欺负人的事，甚至还数次帮我们打过圆场平过事儿。大家知道，我所在的那个乡中很乱，黄毛遍地、帮派横行。晚自习下课到熄灯前的那四十分钟，是混混们在操场后厕所茬架的时候，熄灯后到半夜，是混混们在寝室之间闹摩擦攒事儿的时候。但因为志涛的缘故，我们宿舍基本上没有被混混们找过茬闹过事——志涛当时比我们普遍高出半个头，魁梧的体格以及厚重的嗓音，让他只要往那儿一站，就很有震慑人的效果。志涛是个仗义的人。

志涛家里所在的村，在我们镇上属于山区（伏牛山余脉），之前也是极典型的贫困村之一。他们家走几步路就能看见风力发电机。父母生他生的晚，他01年的和我同岁，我父母五十三四，他父母已经六十出头了。这样的出身及成长环境，让他必须要尽早成熟起来，以分担家庭劳作的压力——他父母做着农村最传统的生计，种一些果树花生这样的经济作物，其余时间就养羊放羊。再加上志涛的成绩不足以上普高，且他认为中专技校也是继续混日子，还不如尽早赚点钱帮衬下家里，就直接回家务农放羊了。

辍学是志涛自己的选择。志涛说他七年级时学习还行，对看书有点兴趣，喜欢读语文课本及阅读理解上面的故事性文章，平时也会看一些人物传记。成绩也还说得过去，最好的时候甚至考过班里的第十六名。问题出在八年级。我们那所初中在管理学生上，有个不成文的惯用方法，即在第一次月考之后，只会针对班里前十名的学生有所注意，十名到二十名能叫的上名字。至于再往后的那些学生，分数往往连总成绩的一半都达不到，也就自然被弃置不管了。有时候连后排学生的作业都懒得收。只有等到毕业升学时，班主任为了诱导学生去报一些能给他回扣的中专或技校，才会对后排的学生正眼说几句话。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叫“结构性弃置”。

但志涛被“结构性弃置”的触发点不在于成绩。或许是志涛在八年级发育成熟的原因，体格壮、皮肤黑、方言重等这些典型特征加起来，就能让人把他和“粗野”“不好惹”，以及“学习笨”“标准校霸形象”这样的标签相绑定。一些熟悉农村情况的老教师还好，但八年级的物理老师和九年级的化学老师，都是分配过来的刚毕业的年轻女老师，对志涛是既不敢提问，也不敢多接触。一方面由于志涛个子高，坐在后排，和一些真正的混混学生坐在一块，难免受到玩性大的风气沾染；另一方面，再加上老师的“形象性弃置”，志涛“看起来就不像个好学生”。志涛的物理和化学成绩都是个位数，没能考上高中也是一种必然了。

但辍学不意味着不学习。在如今农村的这片土地上，如果一个十五六岁辍学的农村孩子，既不在学校学知识，又不在社会上学技术，那是断然难以生存的。我们这些农村青年的父辈基本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几十年如一日干体力活为生，价值绑定在年龄与身体上。等年龄一大、身体一旦不能扛，被替换掉是早晚的事情。若想逃离父辈命运的循环，要么考出去，要么学技术自力更生。志涛当然也不例外。

志涛在成年以后，就尽快考了特种作业证，学会了开铲车，在工地上用铲车铲沙石块，或在养牛场用铲车搬运饲料等，一天能赚个二百多块钱。但活儿不是天天有，没活的日子，志涛就又得拿起鞭子去放羊了。志涛放羊也是把好手，之前最多的时候他曾赶过上百只羊。甚至能用赶羊鞭子在天上甩出空响，用以指挥羊群往某个指定方向挪动。羊有什么异动，或有什么病症，他也能及时发现，给羊喂个药打个针都熟门熟路。志涛是能干的人。

不管是开铲车还是放羊，这些或需要技术或需要耐性的生存能力本身，都是志涛在学校之外学到的。在初中的后两年可以说完全是荒废，初中对于他的意义即是能从十二三岁长到十五六岁，能从一个懵懂孩童的样子，变成一个有大人模样大人秉性的准成年人的样子。对于一些农村孩子来说，学校的功能确实不在于教育，而是养大到可以干活的年纪。如果在小学毕业就从事放羊种地这样的工作，不管是父母还是街坊都会觉得突兀，但如果是初中辍学再干这一行，那大家就会习以为常并夸耀你能干了。毕竟在这片土地上，没能上高中的才是大多数。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地区教育资源薄弱，乡中那种只筛选不培养的教育方式，确实是有其合理性。只是，我们在说这样的“合理性”的时候，也多是伴以无奈的苦笑。

前几篇文章写到过，腾飞接手父辈的棺材铺，让他成为乡镇白事生意上的“老耍家”；雨亭跟着他爸学电焊学修车，凭借着技术在县城乡镇立足；松哥靠在外地开渣土车养家糊口；成栋在毕业以后不断尝试新的工作试图稳定。志涛和我前面的几位同学还不一样，他从事的依然是最传统最典型的务农生计。之所以说这种生活是最传统最典型的，是因为我从小就见到有长辈每天都做着这样的生计，放羊种地打散工等等。二十多年了，志涛依旧在过着这样的生活，日子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或科技的进步而跟着起波澜。我们都是豫中农村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的，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志涛比我们都要更接近这片“土地”本身。他是受这个环境影响最深的人。

我小学一年级就住校了，一个月回家一次，在那种条件下，我也不得不过早自立起来:学洗衣服，学收拾床铺，试着减少夜晚因为想家而哭泣的频次等等。我现在回忆我的小学依然觉得心酸，我不认为让孩子过早自立是什么好事，同样的，我也不认为让孩子过早担起家庭的责任是什么好事。你可以帮衬父母，但不应该过早分担本属于父母的责任。志涛不用说，他绝对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孝顺的人，在初中，即使你跟他的关系不深，你找他帮忙，他也会尽心尽力帮你做好。他就是过早担起了父母的担子，成为了家里的劳动力本身。

不在传统农村出生长大的人，大概很难理解“劳动力”这三个字在农村的概念。在几十年前，农村对于家里所拥有的“壮劳力数量”是极为看重的，甚至邻里街坊会因为你家里“男孩多”，也就是“壮劳力多”而高看你，这当然是基于传统农耕生活而产生的一种实用认知。现在种地都已经机械化了，也有不少农民可以脱离土地进城务工，下一代也可以凭借上学或学技术来走出去，这种“壮劳力”的观念就淡化乃至接近于无了。但在山区农村，对那些需要靠种地畜牧这些传统生计来维生的家庭来说，“劳动力”本身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志涛的父母年岁渐大，又无其他谋生本领，养的羊、种的果树需要人照看，志涛扛起这样的担子当然责无旁贷。于是，他在初中甚至更早，就要去学着放羊，去砍树叶，去砍烟茬根等，去成为家里的一个小壮劳力。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多种身份:孩子、学生、青年、公民、打工者等等，但对需要靠体力来维生的山区农村家庭来说，“劳动力”这个身份是要覆盖其他方面的。在经济学的语境里，“劳动力”是一个可计量的生产要素。但在这里，在山区的农村里，劳动力就是家庭、就是生活的全部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农村青年的又一个共性，即是过早承担家庭的责任。我爸十三岁就拉着架子车去许昌做工，我高中时候就在学校餐厅卖饭以补贴家用，雨亭、腾飞、松哥及志涛这些没能完成学业的青年，也早早在十六七岁就养活自己并贴补家庭。在农村的语境里，这样的行为做法当然是懂事值得称赞的，比起那些不务正业惹是生非的同龄人要强得多。但我并不认为过早担起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好事，这会直接让你在思路最活泛、精神最昂扬、身体最抗造的年纪丧失掉更多的可能性。

或许你拥有天赋和特长，有发展文学艺术等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需要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能拥有一段不被生存直接占用的时间。文学、艺术、音乐、灵感、哲学——所有我们称之为精神活动的东西，都只在这样的时间里才有可能发生。真正经历过体力劳动的人都知道，劳作过程本身没有任何诗意。干活就是干活，辛苦就是辛苦，身体被消耗，注意力和感受力全部指向任务本身，不会自动产生审美、沉思或灵感。那些后来被我们把握为“经验”和“意义”的东西，并非产生于劳作之中，而是产生于劳作之后。

我们只有当身体停下来，劳动从眼前退远，意识获得了回望的间隙，才可能从那段经历中重新挖掘出一些东西。但对许多农村青年来说，劳作是没有尽头的。它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是每天重复、持续消耗体力的常态。羊放完了还要去备草料，料备完了还要去做饭，饭做好了还要去砍烟茬。时间永远指向下一件待办的事，精力永远需要预留出来以应对明天的消耗，若你需要始终处于“劳作之中”，就自然无法落到那个可以回望的“之后”。

所以我认为，过早承担家庭责任所消磨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种具体的天赋，而是一种比天赋更根本的东西——可能性本身。换而言之，我们打趣说许多大学生拥有清澈的愚蠢，是因为学生身为脱产阶级，往往会因为缺乏调查研究的前提，而以想当然的思维去揣摩和定义一些复杂的事情。但我认为这种脱产的阶段仍然是必要的，这可以让你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去接触很多东西，这个接触的过程可能比较理想化，但只要有这个过程在，就会有尝试和干成事的契机。

志涛也曾去青岛、上海等地谋过生计，但干的也是工地或工厂的下力活。刨去开销，落下的积蓄和放一年羊差不多，兜兜转转就又回来了。回来继承家里给他留下的数亩地和几十只羊。不了解的人可能不太清楚几十只羊的价值，一只成年山羊值一千来块钱。几十只羊就是数万块，一年左右能养一批。一年到头落到手里的钱和外出打工差不多。且志涛还能接一接开铲车等的散活，这也是志涛选择长时间待在农村的原因所在。

大概还是因为志涛性格上内敛及不善言辞的原因，我和志涛在一块干了四天活，志涛和我的交流虽然很多，但总觉得没有说到心坎。在拍摄完一些必要画面以后，志涛、雨亭、腾飞还有我，我们四个坐在雨亭家里喝酒聊天。这时候，志涛才趁着微醺的醉意对我敞开心扉。他说的一些话很让我动容。在聊到我们四个各自的处境时，志涛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李明博的那本自传，叫《经营未来》，他反复读了很多遍。他说李明博这个人出身也很低，成事之前过得很不容易，尤其是写到他读书的时候，随着季节在校门口摆摊卖东西，常年穿一件旧衣服，校门口女学生来来往往，有很多人都嘲笑他，他只好拿一顶草帽一遮了事。李明博能扛事。

继而志涛话风一转，又说，但李明博总归是考出去了，还总是考第一名。但总要有人去当陪衬。李明博能考第一名被人广为所知，那第二名第三名还有之后的那么多名，就都是陪衬。我初中学的不咋地，高中也没上过，XX（我的名字）啊，我也是你的陪衬。我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你别打断我，我说这些话，不是因为要抬高你们这些考出去的，也不是说要给自己自降一格。我的意思是，总要有人当陪衬，你在大城市里也不免会当别人的陪衬。不可能所有人都永远那么瞩目，正因为如此，你们这些考出去的好学生，就需要我们这种陪衬。

志涛说，打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那一群羊过一条窄路，那总有头羊先过，也总有羊落到最后再过。你也不能说那先过去的头羊就一定多厉害，它可能就是吃草吃到那儿了，就排到前头了，那排到最后的羊，可能就是吃的另一块地方的草。你也不知道你吃的眼巴前的这块草，是排的靠前还是排的靠后。我往北甩一鞭子，北边就是前，往南甩另一鞭子，南边就是前。这都说不好，这也再正常不过了，那很多事刚好轮到你就是这样了，咱又不是甩鞭子那个人，有草吃就不错了，你也没啥好的办法。

志涛说，有时候羊往前挤挤还能挤到前头，但他没这个机会了。这一点他想得很开，要不然像他这样在农村待着，虽然有个活计，但总归是在旁人看来不那么体面。但体面不体面的是别人的说法，不是自己的感受。不管是在外面上班也好，还是在家里放羊也好，总得有人干这种活。我放羊放惯了，想往哪走往哪走，要是让我进厂我反倒不适应。你写亚松（精神小伙松哥）那篇文章里有句话就说得很好，这就是咱自己谋生的一种方式，在有限的选择里尽可能把日子过好，总归都是种活法，是种生活方式，就看你能不能适应了。都是干活的，都不是养尊处优的大老板，再论什么体不体面就没啥必要了，都是种生活方式，也就没啥高低之分了......

我很惊异平日寡言的志涛能说出这番理论，雨亭对我笑着说，志涛这个人就是这样，轻易不对人吐露心志，他喜欢看书，他的想法其实也不少。我在和志涛一起干活之前，其实是基于刻板印象来想象他现在的生活和想法，这其实是我的不当之处。像雨亭、腾飞、松哥、成栋、志涛这些农村青年，他们每一个都不是脸谱化的千篇一律的苦闷人，相反，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论，用以支持自己在有限的条件下继续迈步和朝前。这是我写到的人物，我相信许多我未曾接触到的青年也是这样，都有着自己的谋生本领和生活方式。且这样的本领和方式也一定是鲜活生动的，只是，因为话语权少的原因不为人所知罢了。

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很有名:生活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但我认为，能够在有限的条件内尽可能把生活过得更好，这是一种更为宏大的英雄主义。我们不需要对生活以热爱或是应付来对待，生活就是生活，太阳会照常升起，日子就总得过下去。

这期视频植入的广告有三千块，我照例转给了志涛一千。我知道志涛不会收下我的访谈费用，趁着志涛还有酒意，我跟他说需要他假装收一下，之后可以再退给我。等他收了再发给我时，我就再拒收。志涛说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套，不过我收了就收了，等你下次回来，我请你吃烤全羊。我们就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