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佛堂为父复仇办学藏电台，遭审查后给毛主席写万言信！

1935年11月13日，天津居士林，施剑翘等了一个上午，终于等到仇人孙传芳出现。她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先回家取枪、换上大衣，再返回佛堂。这个细节说明，她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孙传芳曾是直系军阀的重要人物。1925年奉浙战争期间，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率部在安徽固镇作战，兵败被俘，随后被押往蚌埠。孙传芳下令将其杀害，并把首级悬挂示众。对施家而言，这不只是父亲战死，更是家族尊严遭到公开践踏。

消息传到天津时，施剑翘年仅二十岁。她后来写道：“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诗句并不华丽，却把一个年轻女儿的震动写得十分直接。父亲遇害，母亲体弱，弟妹年幼，施家上下很长时间都沉浸在悲痛和无助中。

家人曾把希望寄托在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受过施从滨抚养，也曾在遗像前发誓报仇。可身份变化之后，他逐渐有了自己的顾虑。施剑翘写信责备堂兄，关系由此疏远。后来，她又把希望放在丈夫施靖公身上，得到的仍是推辞。

这并非一句“胆小”就能解释。施靖公当时已有家庭和职位，报仇意味着牵连亲属，也可能断送前程。施剑翘明白这一点，却无法接受父仇被一再搁置。1935年前后，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并把儿子的名字改作佥刃、羽尧，分别取自“剑”“翘”二字。

她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为了行动方便，施剑翘通过手术放足，又跟弟弟学习射击。弟弟施中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想亲自持刀报仇。施剑翘担心弟弟年轻，怕他失败后丢掉性命和前程，最终决定由自己承担风险。

转机来自一座佛堂。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施剑翘到天津观音寺祭奠父亲。僧人谈及几位退隐人物时，偶然提到孙传芳已经在天津居士林带发修行。她立刻停止哭泣，追问消息来源。十年的寻找，在这一刻有了明确目标。

当天上午，她没有带枪。确认孙传芳会出现后，才回家取枪，并把老人和孩子分别托付给亲属。临行前，家人已经知道，她可能再也回不来。到了居士林，她用手枪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死亡。

佛堂一片混乱。施剑翘对旁人说：“我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与你们无关。”随后，她散发《告国人书》，并主动到警察机关投案。她没有逃跑，也没有把行动包装成别的名义，这种处理方式使案件迅速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事件。

法律并未因此失效。法院最初判处她有期徒刑十年，1936年改判七年。由于施从滨旧部与冯玉祥有交往，冯玉祥联合于右任、张继、李烈钧等人呼吁从宽处理。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赦免施剑翘。她实际服刑九个月零二十六天。

出狱之后，她没有借名声谋取职位，也拒绝了蒋介石、宋美龄方面的工作安排。抗战胜利后，她在苏州筹办学校。1946年，从云小学在南显子巷安徽同乡会会馆开学，校名取自叔父施从云。学校从几十名学生逐渐发展到四百多人，贫寒家庭的子女也因此有了读书机会。

办学并没有让她远离政治风云。她在上海结识周恩来、邓颖超，并帮助过地下工作人员。后来，地下党和地下民盟在学校内秘密设置电台。面对地方当局搜查，施剑翘负责周旋，还在大厅悬挂蒋介石签名照片、办公室悬挂宋美龄签名照片，以此减少怀疑。她把学校当作课堂，也当作保护他人的屏障。

1955年，施剑翘和两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身体有病、生活拮据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信，详细说明自己的经历。毛泽东阅信后，派中央统战部徐冰前往看望，并带去二百元钱。徐冰转达说，组织了解她的历史，希望她安心养病。

施剑翘没有再回到那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中心。1979年8月27日，她因直肠癌去世，终年74岁。她的一生，留下的不只是佛堂里的三声枪响，也有从云小学的课桌、风雨中的电台，以及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