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又想起福柯，从疯人院到大数据

萨特与福柯在街头

米歇尔・福柯标志性的光头，几乎已经成为勇气与智识的标志。在法国本土，福柯被视作国宝级的思想巨人，历史学家保罗・韦纳评价，他的作品是 “我们世纪思想中最重要的事件”，布罗代尔则从人格上赞许，称他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心灵之一”。在中文世界，“规训”“权力”“话语”等福柯思想关键词，也频繁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早已习惯把福柯的思想当作趁手的武器，用于解构权威、反抗压迫。

尼采曾留下古老箴言：“成为你所是”，而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福柯却对这句箴言做出颇具颠覆性的改写——成为你从未是的样子。从《疯癫与文明》考察理性如何驱逐疯癫，到《规训与惩罚》揭露规训权力对身体的塑造；从早年投身时代抗争，在极限体验中进行生存实验，到晚年回溯古希腊罗马，发掘 “自我关怀” 的伦理实践。贯穿福柯全部著作与行动的，是同一个叩问：身处密不透风的权力之网中，现代人如何可能 “不被如此治理”？如何可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

2026年10月15日是米歇尔・福柯诞辰一百周年。时至今日，围绕福柯的争论从未平息。有学者将他晚年转向个体修身解读为政治上的退却，大众文化又常常把 “自我关怀” 简化为心灵疗愈的消费话术。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的姜宇辉教授，一同走近这位把生命活成艺术品的思想家，回望他的行动与文本，共同追问：我们为何依然无法遗忘福柯？

【本期阵容】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深耕法国哲学。

@林柳逸（主播）：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编辑。

【收听指南】

00:03:42在今天的巴黎高师和法国，随处可见福柯的回响

00:08:09“说真话的勇气”——福柯耀眼的心灵

00:09:33时代变革现场，福柯从未缺席：五月风暴、突尼斯往事与伊朗革命

00:14:10福柯如何重塑尼采思想？“成为你所是”与“成为你从未是”

00:22:09比起尼采的肯定性，福柯更强调断裂、否定和死亡

00:28:15从“愚人船”到“大禁闭”，理性如何吞噬疯癫？

00:38:04生命政治：权力从“使人死”转向“让人活”？

00:42:33从“被监视”到“求暴露”：规训理论还能解释算法时代吗？

00:49:22晚期转向“自我关怀”，是心灵鸡汤，还是政治退却？

00:54:09转变与否弃：主体如何可能从“作为傀儡”到“成为主人”

01:11:22警惕头脑和日常中的“法西斯”

说真话的勇气

“福柯”是一种“耀眼的心灵”

林柳逸：你曾经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可以算作福柯的校友。巴黎高师是一座哲学殿堂，孕育了一大批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想请你谈一谈，在你当年身处的巴黎思想环境之中，福柯对于法国那一代知识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和福柯相关的小故事？

姜宇辉：这个问题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层面展开。首先毋庸置疑，福柯对那一代法国青年，乃至之后数代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份影响同样也深刻作用在我的身上。你称我为福柯的校友，实在是对我过誉了。能够将我和福柯、萨特、德勒兹这些思想巨擘相提并论，我感到十分惭愧。但我确实把这些先辈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与致敬的对象。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人格魅力层面，福柯都拥有感召、引领年轻人的力量。

网上流传过一张十分有名的历史照片：画面当中福柯手持大喇叭站在显眼的位置，而萨特则出现在画面的角落。这张照片表面看上去，仿佛象征法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更迭：福柯登上人文话语的中心舞台，萨特代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潮慢慢走向退场。但福柯本人曾经专门对这张照片作出过解释，这张图像并不代表新老两代学者之间的对抗。他们发自内心地尊重萨特等前辈为法国思想作出的贡献，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学者也表达属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这张照片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思想上的赓续与传承，萨特思想之中对于虚无、创造、自由选择的向往，这份精神内核，依旧流淌在“六八一代”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福柯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法国本土思想传统的延续。

我在高师读书的那段时期，校园里到处都能感受到福柯留下的精神印记。我的导师克劳德・安贝尔，就常常和我聊起他和福柯一同吃饭、闲谈的往事。即便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老前辈，回忆起和福柯交谈的经历，依旧会满怀激动。无论是已经功成名就的教授，还是初入校园的青年学生，只要有机会谈论福柯和他的思想，都是一件荣幸的事。直至今日，福柯留下的影响依旧无处不在。他不仅仅是当代法国哲学的标志性人物，更是法国思想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

林柳逸：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评价福柯，称他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心灵之一”。布罗代尔使用的词不是“哲学家”或者“思想家”，而是“心灵”，这个表述本身就格外富有魅力。当我们今天谈论福柯的独特魅力时，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也正是他的人格，是他实践出来的那一套活法。我最近在读詹姆斯・米勒撰写的《福柯的生死爱欲》这本评传。米勒笔下的福柯，是一位把自己的生命活成艺术品的人，相当于在用自己的生命践行哲学。和其他知识分子相比，福柯身上最独特的魅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他离开四十多年后，世人依旧无法遗忘他？

姜宇辉：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福柯身上有多重特质，能够对后来者形成感召、启发，甚至带来精神层面的感动。第一点，是他人格本身的感染力。我们阅读他的演讲稿、访谈记录，能够感受到他性格当中的坚定、果敢与真诚。这和大众对于传统学者的固有印象并不完全吻合：大家通常会觉得，学者应当谦和温厚，不应当锋芒毕露。而福柯1984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最后一门课程，主题就是“说真话的勇气”。敢于讲真话，这是一种文人精神理想，某种意义上和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所说的魏晋风骨可以相互参照。我们会向往这样一类学人：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真理，敢作敢为，始终坚守自我的立场。福柯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表述：“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一成不变，拿各种各样的规范来框定我，那是警察和官僚才会做的事情。”

说到底，他身上最核心的魅力，就在于毫无保留地、自由地追寻真理；并且在追寻真理的路途之上，持续不断地重塑自我。在福柯完整的思想脉络当中，最重要的对象既不是真理本身，也不是话语，而是主体：人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之中，建构起一个内心坚定、敢于不断超越旧我的主体。我认为，这就是福柯带给我们最巨大的思想冲击与精神启发。

林柳逸：米勒传记当中有一段记录。1968年，福柯以外籍学者的身份在突尼斯的高校任教，这个时间点距离巴黎五月风暴爆发还有两个月。彼时突尼斯大学爆发学生抗议运动，事件的背景和当时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有关。学生群体对本国政府的立场表示强烈反对。不少参与抗议的学生被判处重刑，学生因此发起大规模罢课、示威。作为一名身处当地的外国人，福柯本可以选择置身事外，但他主动开放自己的公寓，供学生印刷抗议传单，还掩护遭到当局追捕的青年，并为其法律辩护捐款、出庭作证。也正是因为这些行为，他本人遭到警察盘问，甚至遭到殴打。福柯后来回忆，突尼斯发生的这场青年抗争，对他造成的触动，甚至要超过后来的巴黎五月风暴。

米勒由此认为，福柯对于权力的全部思考，始终扎根真实的冲突现场，他要亲眼看见权力如何运作、如何压迫个体，他的思想始终在和充满风险的历史现实正面碰撞。当然，后来的福柯也对革命行动本身展开反思，他意识到，那些以反抗压迫为初衷的团体内部，同样会滋生出新形式的压迫。正是这一连串的行动与反思，让福柯始终和他所处的时代展开直接对话。

福柯

姜宇辉：我专门梳理、研究过这一段历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福柯曾经两次前往伊朗，亲身介入伊朗革命。驱动他奔赴现场的动因，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第三世界、少数群体的同情，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哲学探索，也就是“精神性”这一重要概念。

在动身前往伊朗之前，福柯阅读了布洛赫的重要著作《希望的原理》。这本书提出，整个世界需要寻找不一样的出路，完成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福柯希望跳出法国主流的文化圈，去寻找实现变革的现实突破口，突尼斯、伊朗，都是他寻找出路的实践场域。到了后期，他还回过头去研究古罗马与中世纪的思想，挖掘其中关于精神性的思想脉络，这也成为他开展政治实践非常重要的思想出口。

关于研究历史的意义，福柯自己有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我研究历史，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编年考据意义上的传统史学工作。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更强烈的渴望，是去感受脚下大地的震撼。换句话说，他挖掘历史材料，最终的落脚点始终是批判当下现实，洞察现实世界当中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与力量关系。他所有的学术研究，最终都是为了解答现实世界的各类困境，不管是法国本土的社会问题，还是世界性的政治难题。

面对每一场重大的时代变革，福柯几乎从未缺席。当然，这不代表他会简单粗暴地选边站队，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会和其他学者发生观点上的争论。这件事也给予我很大启发：做学问不应当仅仅局限在书斋内部，研究者应当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也正是受到福柯的感召，这些年我才会持续研究电子游戏、数字影像、人工智能这些当代文化现象。这并不是跟风热点，而是践行福柯留给后世的启示，把学术思考和现实处境紧密结合在一起。我在新书里花了三个章节谈论福柯，马上还会再写两篇关于福柯的论文，我认为福柯还有很多启示需要不断挖掘。

姜宇辉著《虚无主义时代的哲学判断》

福柯如何重塑尼采？

“成为你所是”与“成为你从未是”

林柳逸：刚刚我们聊到了福柯和前代思想者之间的关联。福柯在生前最后一次访谈当中，直白地讲过一句话：“简单来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他说他反复借助尼采的文本，试着在各个领域开展探索。阅读尼采，对于他本人而言，甚至构成了一场生活层面的决裂。

时至今日，网络上依旧可以看到福柯和乔姆斯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场著名辩论的影像记录。那场辩论中，乔姆斯基坚持，人先天就具备固有的本性；而福柯则认为，所谓“人性”本身，就是被历史建构出来的产物。尼采在自传的副标题中留下一句著名的箴言“成为你所是”，而有学者认为，作为一名尼采主义者，福柯将这一箴言改写成了“成为你从未是的样子”。他毕生都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所是的样子，以及我们如何拒绝那个社会规训下的产物，主动发明、创造一种此前从未存在过的主体形态。我也想请你展开谈一谈，福柯究竟是怎样借鉴、继承尼采的思想？同时，他又以何种属于自己的方式，重读乃至重塑了尼采？

姜宇辉：战后的法国思想界，不少思想家都在寻找各不相同的思想资源：德勒兹走向了柏格森，还有一大批学者重新挖掘欧洲传统当中其他的思想脉络。而尼采，对“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1968年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变革的时代，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和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这一代人想要重新评估大学内部的思想，甚至要重估整个社会文化传统的全部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尼采可以算作福柯、德勒兹、德里达那一代人的精神向导。他们都产出过大量围绕尼采展开的写作，德勒兹更是专门撰写了《尼采与哲学》。

米勒的传记当中记录过一则轶事：福柯和一众友人来到海滩，其他人都下海嬉戏游玩，唯独福柯一个人孤单地坐在沙滩之上，捧着一本著作阅读，那本书正是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不合时宜”这个词，用来概括福柯本人同样十分贴切。它代表着不去迎合时代主流，拒绝线性、连贯的历史叙事，强调断裂、间距与差异，坚持保持批判性的审视姿态。

谱系学这个福柯的核心研究方法，就来源于他对尼采的重读。福柯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题为《尼采、历史与谱系学》。谱系学这套方法最早出自尼采的著作《论道德的谱系》。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说的谱系，是指通过追溯概念、制度与价值的历史生成过程，揭示权力-知识关系如何塑造主体与社会结构，并不是梳理家族族谱这种通俗意义上的谱系，它本质上是力量的谱系：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社会现象，背后都是错综复杂的力量斗争的产物。这里所说的力量斗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下的矛盾概念，它更多指向差异、涌现与生成。在这一点上，福柯和尼采的思想高度契合。不管是他早期的考古学方法，还是后期的谱系学，都是立足于力量关系的视角，重新阐释社会的体制、结构与秩序。尼采的思想线索贯穿福柯全部的研究历程，早在他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当中，就已经重点讨论尼采、马拉美、戈雅。到了晚期的《性史》，他提出的生存美学，也就是把生命当作一件艺术品，这个想法最初也来自尼采的启发。

当然，福柯并不是尼采文本忠实的诠释者。尼采的思想本身就存在五花八门的解读路径：古典学学者的解读、德勒兹的解读、克洛索夫斯基的解读，甚至荣格也专门撰写过和尼采相关的文字。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说明了尼采的思想本身就具备强大的生成与创造的力量。大体而言，尼采的思想底色是肯定性，指向生命的创造、强力意志、流变与差异。但是福柯的思考，却带有十分强烈的否定性。二者对于主体性的理解同样存在分歧。对于尼采来说，生命是本源的创造性力量；可对于福柯，“生命”本身会演变为一个需要被探讨的难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生命政治理论。这也是福柯区别于尼采、德勒兹非常关键的地方。但即便存在诸多分歧，尼采依旧是对福柯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

尼采

林柳逸：你提到尼采思想当中的肯定性，以及福柯思想内部的否定性，能不能再为我们进一步展开解释？

姜宇辉：这个命题既可以做浅近的说明，也可以往更深的学理层面挖掘。尼采著名的“永恒轮回”学说，就是肯定性思想非常典型的体现。通俗来讲，永恒轮回的内涵就是：无论世界降临怎样的悲苦、怎样的阻碍，人都要对世间发生的一切说“是”，毫无保留地肯定生命生生不息的创造与流变。这份思想，和德勒兹的哲学有很高的相似度。当然尼采的思想内部同样也存在否定的要素，这一部分我们就不做细致展开。

而否定性，在福柯的著作当中体现得格外突出。翻开《疯癫与文明》，文本当中充斥着深渊、黑暗、暗夜、死亡、盲视这一类意象。这些意象对应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不是连贯，而是断裂；不是光明，而是黑夜。直接给予福柯思想滋养的，是戈雅、萨德这类离经叛道的文学与艺术创作者。福柯本人曾经说过，他写出来的所有书，都是“经验之书”。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完成逻辑层面的推理论证，而是为了表达自己活生生的个体经验。他还补充过一句话：“我要表达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否定性的经验。我通过撰写这本书，来改变我自己，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所以福柯所理解的“生成”，和尼采的理解并不完全等同。他更加看重生成过程之中那些断裂、中断这类具备否定属性的环节。尼采运用谱系学，最终的目标是挖掘作为本源本体的生命力，以此重新诠释各类哲学概念与社会文化现象。而福柯借助谱系学工具，是为了重新解读主体性、真理这类核心哲学议题。即便如此，谱系学依旧是福柯至关重要的研究方法。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当中，同样把谱系学视作尼采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足以见得，这套方法对于“六八一代”学者的深远影响。

权力从“使人死”，

转向“让人活”

林柳逸：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回答三个问题：“我们是如何被构成为知识的主体的；我们是如何被构成为行使或承受权力关系的主体的；我们是如何被构成为自身道德行动的主体的。”这三句话，正好对应了他一生思想的三个板块——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伦理学。这三个问题，勾勒出福柯本人为自己梳理出的完整思想脉络。

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对福柯整体的哲学底色建立起相对形象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切入他的早期思想。我注意到，你在解读《疯癫与文明》的时候，专门分析过“愚人船”这个经典意象。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时代，那些被判定为疯癫的人，会被装上船只，从一座城镇漂流到另一座城镇，这是一种放逐的处置方式。但在那个阶段，人们并没有把疯人直接关押起来。愚人船上的疯人虽然遭到放逐，身上甚至还带上了一层神圣漫游的色彩。福柯提出，疯癫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一场理性的独白。也就是说，疯癫自身没有办法阐释自身，疯癫长久地处在沉默的状态之中。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整个局面发生改变。当时的法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上出现大量贫民、无业游民等。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政府建立起收容署。在福柯看来，这也标志着“大禁闭”时代正式开启。我想和你讨论的是，从最初排斥、放逐那些所谓非理性的人，发展到后来大规模将他们关押禁闭，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认知转变？

姜宇辉：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转变。首先回到福柯本人的著作。《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国家博士论文，这本书搜集、积累了大量和疯癫相关的历史素材。当然，这部作品问世之后，法国不少历史学家提出批评，认为书中部分内容是福柯自己建构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疯癫作为核心主题，写出这样一部精彩、全面、有深度的哲学思想史著作，称得上空前，甚至可以说是后无来者。法国的国家博士是一套比较特殊的制度，只有被认定具备出众潜力的学者，才能够获得相关资助，可以挣脱常规学制的束缚，自由地开展素材探索。这也侧面说明，当时学界已经看出福柯是一名天才。在我个人看来，《疯癫与文明》甚至可以算作福柯最具天才特质的著作。

《疯癫与文明》

全书大致划分出三个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已经开始对疯癫形成压制，但二者之间，依旧存在各式各样的对话、交锋、碰撞。除了愚人船之外，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李尔王》等作品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疯人与傻子。他们不单单是被排斥、被嘲弄的对象，很多时候，恰恰是疯人能够道出真理，说出能够震撼国王的启示性话语。哈姆雷特究竟是清醒，还是疯癫，也一直是人们不断讨论的话题。在那个时代，疯癫处在社会的边缘，但它身上依旧蕴藏着力量，能够给世人带来启示。当愚人船上的疯人在水上漂流，或者行走在城市街道的时候，他们身上依旧保有能够震撼世人、给予启示的力量。疯癫还没有彻底陷入沉寂，用福柯的原话来讲，疯癫和理性之间，还存在多种多样沟通交流的渠道。当然这种交流，不会采取论证、推理、书面书写这类理性的形式，更多是借助各类形象完成。博斯的绘画就是极具代表性的文本，福柯在《愚人船》的开篇，就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博斯的画作。人们借助疯癫的形象、文学作品当中的意象，让疯癫和理性保持沟通，甚至在部分叙事当中，真理反而站在疯癫这一边，人们可以通过疯癫窥见世界更加真实的面貌。

从笛卡尔所处的时代开始，禁闭现象慢慢兴起，科学理性的力量逐步壮大。这一部分的论述，可以和韦伯提出的“祛魅”命题对照阅读。魔法、疯狂、迷信，伴随着科学的崛起，一股脑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整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程式化、可计算化。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用理性化的整套逻辑去看待疯人。疯癫被视作理性的对立面，是对理性的威胁。社会的处置方式，不单单是把疯人关押起来，更进一步，还要去“治疗”疯人，改造他们，让他们学会理性思考、理性说话、理性生活。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城市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混杂在一起，疯人和普通人共存。但走进现代城市，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整洁规整。我们很难再在街上见到疯癫的人，很难看到有人当众大吼、吐沫、做鬼脸。地铁车厢之中，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疯癫的力量，已经在现代社会彻底隐没。

戈雅绘画

所以到《疯癫与文明》的结尾，福柯会专门讨论戈雅、尼采、马拉美。戈雅创作过一系列描绘疯人院的作品，展现疯人不受管束的状态。福柯希望借助这些创作者，把被现代性压抑的疯癫力量重新展现出来。福柯书写疯癫，也是在回应他所处的时代。撰写这本书的时期，正好是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运动兴起的年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年轻人甚至可以脱光衣服，在泥地里聆听摇滚乐。那一代文化浪潮，本身就在对抗资本主义理性化打造出来的各类牢笼。当然这不代表福柯本人就是嬉皮士，但他的思想内核之中，存在一股想要重新释放疯癫力量的冲动。德里达有一篇访谈，标题十分贴切：“有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在理性思想的背后，始终潜藏着疯癫的力量。思想本身，或许就要重新释放这份被遮蔽的力量。这一点对我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我经常开玩笑，称自己是一名“学术恐怖分子”，这个说法化用尼采的那句名言——“我是炸药”。受福柯感召的这一代学者，会把学术研究当作炸药，想要引爆理性秩序背后被遮蔽的力量。

戈雅绘画

林柳逸：嗯，我读《疯癫与文明》的时候，也时常能够感受到福柯身上天才的艺术家人格，他时常戴着严谨学者的面具，但是时不时就会流露出克制却又光彩夺目的比喻。到了1975年，《规训与惩罚》出版。这本书把福柯对于理性压制、规训的批判进一步放大。书中描绘了一整套规训社会的系统：监狱、医院、学校、工厂。权力借助监视、检查、训练等一系列手段，把人的身体塑造成为顺从、温驯、具备使用价值的身体。

这本书的诞生背后也很有故事。五月风暴结束之后，大量左翼青年被投入监狱。监狱本身是权力的黑箱，外界完全无从知晓监狱内部的真实处境。福柯和他的伴侣发起了监狱信息小组（GIP），他们设计调查问卷，想方设法把问卷送进监狱，让囚犯和囚犯家属填写。问卷会询问监狱的饮食、卫生条件等等，以及在囚犯眼中，监狱最无法忍受的事物是什么。他们一共收集了二十所监狱的反馈，出版了《二十所监狱调查》。这些工作也实实在在为当时的囚犯争取到部分基本权利，例如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正是这一段亲身实践，让福柯看清权力在黑箱之中如何运作，也催生了《规训与惩罚》这部著作。

走向数字时代

主体从“被监视”到“求暴露”

林柳逸：《规训与惩罚》中广为人知的概念，就是“全景敞视监狱”。它提示我们，仅仅只是“存在被监视的可能性”，就足以促使所有人开展自我约束。监狱是权力的黑箱，某种意义上，我们现代人，也生活在算法构建起来的黑箱之中。福柯曾经区分过两种权力模式：古代的权力是“让人死”的生杀大权；而现代权力则转向“让人活”。它介入个体的生存方式，管理人的寿命、人口、繁衍等各个方面。那么，福柯笔下这套规训社会的权力分析，放到今天的算法时代，哪些部分依旧具备解释效力，又有哪些部分，已经“过时”？

姜宇辉：这也是我这些年投入很多精力去研究的议题。对比德勒兹，德勒兹的哲学史内容十分厚重，但是对于现实社会弊病的剖析，并没有福柯这么深刻。福柯围绕规训社会、安全社会、生命政治，再到晚期的生存美学展开的全部思考，都给予我巨大的启发。后来阿甘本、斯蒂格勒、韩炳哲这些重要理论家，他们的不少思路，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福柯晚期的思想。保罗・韦纳的评价所言非虚，直至今日，福柯依旧是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我们先来讨论规训这个概念。全景敞视监狱出自边沁的构想，福柯在阅读边沁原始手稿之后，结合自己的问题意识，对这套构想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福柯笔下经典的规训式监控，是一套空间化的模式：整个社会被条块分割，人员被固定在不同单元之中，官员四处巡视，收集各类统计信息，以此完成社会管理。

全景敞视监狱

但是到了数字时代，监控的形态发生变化，学者大卫・里昂把当下的监控命名为流动监控。我们不再需要把人禁锢在固定地点，传感器、网络、摄像头，就可以追踪人的全部行动轨迹，大数据就成为了流动监控最锋利的工具。监控的具体形式发生了改变，但监控这件事本身并没有消失。

与此同时，身处监控之下的主体，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典的全景敞视模式，建立在明确的“看与被看”的空间关系之上：建筑中心矗立瞭望塔，四周是一间间独立囚室。瞭望塔内部有没有实际的监视者并不重要，囚犯看不见监视者，却清楚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注视。在这套模式之下，视觉是存在死角的，人存在躲藏、逃避监控的可能性。主体和规训权力之间，维持着周旋、对抗、剑拔弩张的关系。可到了数字时代，情况出现巨大的转变。

福柯思想的后继者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撰写了《暴露：数字时代的欲望与不服从》，提出一个十分关键的观察：今天的人们，不再把被监控视作一种压迫，反而竞相渴望自己能够被他人看见。人们吃一顿饭就要发布社交动态，期待点赞与流量，“被看见”，已经变成了人在网络社会生存的筹码。过去，监控是人们需要对抗的权力装置；现如今，人们主动追求被监视、被暴露，追逐流量造就的景观。

伯纳德·哈考特著 《暴露：数字时代的欲望与不服从》

如果我们直接拿全景敞视监狱的理论，生硬套用到当下的现实，确实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错位。但这不代表福柯的全部思想就此失效。生命政治、伦理主体等相关概念，依旧可以用来分析当下的社会现象。我们也要注意，福柯本人的思想本身也处在持续演进的过程当中：写完规训相关的分析之后，他接着提出安全机制，之后拓展到生命政治，再进一步延伸到治理的相关思考。我们不能把福柯的部分结论固化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福柯留给后世的，更多是一连串问题与思想层面的挑战，而不是一套拿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现成权威答案。

抵抗是可能的吗？

福柯的“自我关怀”

林柳逸：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福柯晚年的思想转向。大众印象当中的福柯，放浪形骸，迷恋极限体验，追逐越界的身体经验，对性、毒品、死亡这类身体越界行为抱有强烈的迷恋。米勒的传记当中对这些内容有大量书写，当然，这一部分也引发过巨大的争议，不少批评者认为，研究者不应当拿哲学家的私人生活，去解释他的哲学思想。

但到了晚年，福柯开始转向古希腊罗马的自我技术，比如写日记、冥想、反思梦境、节制欲望等，重新提出“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这一原则。福柯指出，这条思想脉络从苏格拉底时代一直延续到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学界围绕这一次思想转向有大量争论。比如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就提出，福柯身上发生了思想断裂：他不再寻求集体性的政治解决方案，而转向研究个人修身，转向审美的个体实践，这是一种政治层面的退却。那么你如何看待福柯的这一次晚期思想转向？其中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一脉相承的部分？

姜宇辉：如果要谈论断裂，福柯的整个人生，都在经历不断的断裂。他自己就说过那句著名的话：“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一成不变。”他本人就拒绝把自己安置在一套完全连续的思想脉络当中。他说自己写下的都是经验之书，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和过去的自我一刀两断，这一点和克尔凯郭尔有几分相似。从这个角度来说，断裂本身，是福柯思想的固有特质。

但我并不认同“福柯到了晚期就彻底放弃了政治追求”这一判断。我们前面提到过“精神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源头来自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我们可以回想，究竟是什么驱动福柯一定要奔赴伊朗革命？在法兰西学院的课堂之上，台下挤满前来追星的听众，下课之后，大家第一件事情，只是拿走摆放在桌上的录音笔，几乎没有人真正提出问题，开展思想层面的对话。福柯觉得，自己在这套体制内部，快要变成一个表演性质的小丑，那种否定、突破既有秩序的力量，正在自己身上慢慢流失。所以他一定要寻找一个向外的出口，挣脱主流文化体制的束缚。即便到了生命晚期，他依旧保持着现实层面的政治关切，持续关注伊朗事件以及各类社会议题。

布洛赫著《希望的原理》

另外，我们需要厘清一件事：福柯口中的伦理，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遵守道德规范、做一个世俗标准下的好人。福柯迷恋“主体”这个概念，原因在于“subject”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两个完全相反的含义：一重含义是“subject of”，成为主人，另一重含义是“subject to”，作为傀儡。福柯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来源于此：人如何从被动臣服的傀儡，转变为能够掌控自我的主人。

在他的早期著作当中，更多呈现的，是主体被知识、权力、话语建构出来的被动处境，其中可以看到结构主义思潮带来的影响。而到了晚期《性史》，他提出“自我关怀”，核心要义并不是号召我们照搬古代的各类美德规范，而是学习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在权力的重重压迫之下，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他晚期伦理学的核心关键词，可以概括为生成主体（becoming subject）。回到个人修身，并不代表福柯抛弃了对于权力的批判，只是他的思考重心发生迁移：不再仅仅分析外部权力如何塑造我们，同时也去探讨主体如何主动引导、改造自身，以此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所以在我看来，福柯的思想脉络是内在一以贯之的。只是早期文本更突出主体的被动处境，晚期则更多挖掘主体的主动性。

很多读者会产生误读，把福柯的自我关怀简化为网络上流传的心灵鸡汤。皮埃尔・阿多撰写过《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套思想流传到公共领域之后，很容易被鸡汤化处理。但福柯回溯古代的修身传统，并不是号召现代人效仿古代先贤，去成为世俗意义上有德性的人。他真正看重的，是“转变”与“否弃”这两个维度：彻底改变自我，挣脱旧有束缚。这种极端的否定性态度，在他晚期的文本当中依旧十分强烈。他并不是向大众灌输某一套正确、确定的道德规范，而恰恰是呼吁每一个人，勇敢地去选择属于自己的自由道路。

林柳逸：你提到的“转变”与“否弃”，让我联想到德勒兹在福柯的葬礼上，朗读过的《性史》序言当中的一段文字：

驱使我投身工作的动机十分简单，在有些人看来，仅此一点或许就足够说明一切。那就是好奇心。而且是唯一一种，值得我们带着几分执拗为之付出辛劳的好奇心：不是那种为了收纳一切合意的知识而去求索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够使人挣脱自我的好奇心。如果求知的执着，仅仅只是用来积累知识，而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让求知者自身发生偏移、走出固有的自我，那这份求知又有什么价值？

《性史》

听完你的解读，我反而觉得福柯晚期思想中有振奋人心的力量，仅仅批判权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自我治理、自我行动，完成对权力网络的抵抗。而放到今天，“自我关怀”这个概念，似乎已经被大量消费文化所改造。比如围绕“爱自己”而发展出的一系列消费类目、近些年的身心灵热潮、大量关于自我关爱的畅销书、价格不菲的冥想、正念课程......我想进一步探讨：福柯所讲的自我关怀，和当下这些流行潮流之间，存在怎样的本质区别？在今天，福柯晚期提出的这套伦理美学还存在哪些实践的可能性？最后，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那个根本问题：我们这些被权力深度殖民的现代主体，如何寻找一条“不被如此治理”的出路？

姜宇辉：这些年我也觉得这些现象很有趣。韦伯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祛魅的时代，那些神秘、鬼魅的事物，本该被清扫干净。但吊诡的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灵修、星座、塔罗牌，各类神秘主义文化反而大行其道。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返魅（reenchantment）。电子游戏行业当中流行的修仙题材，也正是这股社会潮流的体现。但是，今天消费文化催生出来的这一类“返魅”，和福柯回望古代所要追寻的东西，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很多人接触冥想、修仙这类文化，只是出于猎奇心态，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消费，追求抱团取暖带来的情绪慰藉，并不追求真正意义上重塑自我主体。福柯回过头去研读古希腊、古罗马，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怀旧，也不是认为古代社会的道德水准优于现代社会。在依次经历过规训、安全、生命政治的层层剖析之后，福柯意识到，现代社会当中，主体被权力操控的处境已经愈发严峻。如果福柯生活在算法时代，他会看到，我们当下身处的这一座牢笼，或许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为深重的。韩炳哲有过一个相关判断：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做出的自由选择，背后其实是算法计算、推送出来的欲望。我们以为自己自由地下单外卖，可这套选择的源头，来自算法的推荐。

面对这样的困境，福柯做出的选择和部分理论家不一样。部分学者会选择面向未来推演，尝试从当下的媒介与技术现象之中，挖掘解放与变革的可能性。而福柯选择回望历史。他想探究，在权力机制还没有发展到如此完备的时代，古希腊罗马人，是如何完成主体塑造的。他想要从中汲取思想资源，看一看前人怎样把自己的生命打造为艺术品，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包括他研究斯多葛学派、犬儒学派，落脚点都是主体。我们前面提过，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门课程叫“说真话的勇气”，他把真理和人格层面的勇气绑定在一起。这是一种人格理想：直面真理，成为敢于直言的主体。

林柳逸：什么样的时刻，你会想起福柯？

姜宇辉：我会时常想起福柯。每当我遭遇人生的挫折、苦闷，身处低谷的时候，福柯的形象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他身上流淌着的尼采精神，一次次带给我精神层面的勇气与启发。这个学期，我还带着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有一句名言：真正的书，是用血写就的，也需要用血去阅读。福柯的著作同样是用血书写出来的。只有内心保有生命血气的人，才能够和他的文本形成共鸣。那些把福柯套进各类陈词滥调框架的人，恰恰是自身生命的血气有所欠缺。我希望福柯的思想，可以持续点燃年轻学者，也带给我们这些年岁渐长的人思想的灵感与希望。

林柳逸：最后，我也想引用福柯为德勒兹的著作《反俄狄浦斯》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敌人是法西斯主义，不只是历史上希特勒的那种法西斯，更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法西斯。它潜藏在我们的头脑、日常行为当中，也就是那种让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的法西斯。”这句话，我想送给所有的听众。福柯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存在于头脑和日常生活内部的法西斯。

姜宇辉：没错。从福柯的传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成为被造就的主体，成为生命的艺术家，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但是有这样一位先行者作为榜样，这件事就拥有了实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