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一处秘密交通线上，七名交通员先后接到同样的信物：一个被拆开的“快”字木片，以及一把无法单独使用的钥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究竟是什么，只知道这趟任务关系重大。
铜盒里的东西，是苏区筹集的120两黄金，共铸成12根金条。那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顾顺章叛变后，大批人员被捕，营救同志、购买药品、维持秘密机关，都急需钱财。
这笔黄金来得不容易。苏区自身也被封锁，红军给养十分紧张，只能依靠群众支援和各方面筹措。为了防止途中有人窥破秘密，组织没有让任何一名交通员掌握完整信息。
“快”字被按笔画分成七块，分别交给七名交通员。每个人还领到一把钥匙，却配着一把不相合的锁。只有确认接头人的身份、信物和锁具全部无误后，任务才能继续。铜盒由谁保管、如何转移，则由各段交通员自行安排。
这个办法看似严密，却仍有一个无法预料的漏洞。
1931年12月下旬，上海方面迟迟没有收到经费。苏区起初以为运输有所耽搁，直到1932年元旦再次收到询问，才意识到事情出了问题。前六名交通员的信物都已经返回，偏偏第七名交通员毫无线索，连姓名和去向都查不清。
经费没有抵达，上海地下组织随即面临更大危机。据相关叙述，11名同志因此失去了及时营救的机会。那只铜盒和其中的黄金，也从此消失在上海的街巷之间。
十八年过去，案卷没有被丢弃。
1949年11月，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部长不久，毛泽东在北京菊香书屋向他谈起这桩旧案。多年过去，人员更替、城市变迁，能够留下的线索极少，但毛泽东始终不相信第七名交通员会携款逃走。
罗瑞卿接下任务后，没有从黄金去向入手，而是反过来追查最后一段交通路线。他们找到第六名交通员刘志纯。刘志纯回忆，当年自己在一家汉源旅馆与那名交通员接头，确认信物、打开锁具后便分开，对方自称是一名药工。
调查人员赶到汉源旅馆时，旅馆仍在，但查不到那名药工的住宿记录。正当线索即将中断，一名当地人提到附近曾有一处保安团招待所。调查人员随后查到一名姓梁的药工，18年前曾在那里住过。
药店老板还保留着一张旧照片。凭借照片和其他材料，调查组确认，梁某就是当年的第七名交通员。找到他时，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这与携带巨额黄金潜逃的情形明显不符。
梁某交代，自己取得铜盒后连夜赶往上海。可是途中遭到抢劫，铜盒被人夺走。他因害怕承担责任，没有向组织报告，反而隐姓埋名离开。这个解释仍有疑点：既然是抢劫，劫匪是谁？黄金又去了哪里？
转机来自上海一所监所。狱中一名老警察闲谈时提到，旧日曹家渡码头附近曾发生过一起黄金抢劫案。消息在狱内传开后，一名叫冯某的犯人想起了自己的表哥吉家贵。
冯某说，1931年前后，吉家贵突然从一个游手好闲的车夫变成了商铺老板，手里还曾出现一只旧铜盒。调查人员循线搜查，在吉家贵家中找到了那只铜盒。经老铁匠辨认，正是当年装黄金的器物。
铁证面前，吉家贵供认了经过。那天，他驾驶黄包车载着一名乘客，在曹家渡码头附近故意放慢速度。两名同伙假装推车靠近，用浸过药物的毛巾使乘客失去反抗能力，随后打开行李，取走了藏在箱底的铜盒。
吉家贵还供出了同伙阿古和阿克。阿古家中搜出部分黄金打造的首饰；阿克早年参加抗日斗争时牺牲，他的父母交出了儿子生前留下的两根金条。至此，黄金失踪、交通员失联以及曹家渡抢案，终于连成一条完整的线索。
梁某因隐瞒实情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吉家贵等人则因抢劫并侵吞重要经费，被依法判处死刑。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旧案，经过近十九年的沉寂，才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拼出了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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