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论持久战》出版后，冈村宁次看过后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

1938年5月，延安吴家窑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伏案疾书。抗战形势正处在极其艰难的阶段，华北、华东大片地区相继失守，关于中国能否坚持下去的争论，已经不只是街头巷尾的议论，而是摆在各方决策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有人认为，日本军队装备精良，中国难以抵挡，亡国只是时间问题。也有人在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传来捷报后，断定日军不堪一击，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两种判断看似相反，实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只盯着眼前得失，没有把敌我双方的力量、国土、民众和国际环境放在一起分析。

毛泽东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随后将演讲内容整理为《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36年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毛泽东就谈到中国抗战必须经过长期坚持，战争的结局不能由一两场战役决定。

写作期间，毛泽东连续多日伏案工作，警卫人员回忆，他常常顾不上休息，疲倦时用冷水洗脸，或到院子里走一走，随后又回到书桌前。稿件送往印刷部门后，他还亲自校对清样，反复叮嘱不能出错。

这本书的核心判断很明确：中国不能幻想速胜，也没有理由因暂时失利而认定必败。日本在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却受到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和战争性质非正义等因素制约；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薄弱，但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抗战具有正义性，能够依靠人民把战争拖入长期阶段。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持久”解释成被动挨打，而是强调战争会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弱国面对强国，不能只靠一次决战扭转局面，必须在保存自己、消耗敌人和发展力量之间取得平衡。

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之后印成单行本传播。周恩来曾向白崇禧介绍其中的战略观点，白崇禧将其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后来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广泛流传，说明这部著作已经超出一个党派的范围，成为观察抗战全局的重要文本。

书稿传到日本后，也引起了日军情报部门的注意。冈村宁次后来曾表示，这本书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其中谈到的中国抗战方式，确实触及日军最难处理的地方。这个说法在不同回忆材料中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日本军方关注《论持久战》，却是可以确认的事实。

日军试图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维持占领。它扶植傀儡政权，掠夺粮食和工业品，控制交通与金融，企图把沦陷区变成战争机器的补给地。然而，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游击战破坏交通，袭扰据点，迫使日军把大量兵力投入治安作战。占领面积扩大，并不等于真正控制了土地。

这正是《论持久战》所揭示的深层逻辑：战争力量不仅在枪炮数量，也在组织能力、民众支持和持续作战的能力。日军可以夺取城市，却很难消除中国社会的抗战基础；可以制造局部优势，却无法轻易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全国胜势。

史迪威读到这部著作后，认为它具有很强的战略分析价值。书中的判断也逐渐被战争进程验证：日本无法迅速迫使中国屈服，战线越拉越长，兵力和物资压力越来越重，原本依靠突袭和集中兵力取得的优势，逐步被长期消耗所削弱。

《论持久战》没有许诺轻松的胜利，反而把困难讲得很透。它告诉抗战军民，胜利不会从天而降，必须以持久坚持换取力量变化，以局部积累推动全局转折。冈村宁次那句“要好好研究”，无论具体措辞如何流传，都说明一个事实：这本书不仅被中国军民阅读，也迫使侵略者重新估量这场战争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