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今天的日本，可能就是20年后的中国，日本很多现状值得重视

有些事，人家比我们早走了30年，弯路还是直路，答案已经摆在那了。

2026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一组数据，把很多人看愣了。

2025年日本新生儿数量，67.1万，总和生育率，1.14，两项数据，双双创下历史最低纪录。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之前预测，出生人数掉到67万左右，大概要等到2040年，结果，提前了15年。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被问到这件事，说了一句：“形势非常严峻。”

但这句话，日本人已经听了二十多年了。

先说说人口，截至2025年初，日本人口（不含在日外国人）约1.2065亿，连续16年减少，一年少了约90.8万人，减少幅度创1968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9.58%，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59.04%。

什么概念？差不多每1.9个干活的人，养1个老人。

大阪一家轴承加工企业的老板松本清一说了句大实话：“这些年招工越来越难，员工年龄普遍偏大，最年长的已经79岁了。”

日本经济评论家加谷珪一算过一笔账：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3600万，劳动人口的压力一年比一年大。

再说经济。

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到2026年3月底，1343.84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纪录，占GDP比重超过230%，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里最高的。

2027财年，日本光“国债费”——就是还本付息的钱，就要36.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占总预算的四分之一。

国际公认的政府债务警戒线是多少？60%，日本是它的将近4倍。

最要命的是老百姓的日子。

2025年度，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就是吃饭花的钱占总开销的比例达到28.8%，这个数字，刷新了1980年度以来45年的最高纪录。

在发达国家里，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来吃饭，这事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日本媒体自己总结了一句话：薪资不涨，物价飞涨。

日本政府不是没努力，东京都免除儿童保育费，18岁前医疗费全包，每月每名儿童发5000日元补贴。

但神奈川县的家庭，年均保育费支出比东京高出12万到70万日元，医疗费还得自己掏。

日本中京大学教授松田茂树说得直白，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通胀不断上升，家庭承担了更多养育成本，持续削弱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筒井淳的结论更直接，就业和收入与出生率高度关联。

物价和住房成本持续上涨，实际工资增长缓慢，年轻人经济压力大，对未来不安，生育率就起不来。

翻译一下就是：不是不想生，是生不起，也不敢生。

如果说少子化和债务是日本表面的病，那“低欲望社会”就是底层的病根。

这个概念是大前研一提出来的，他说日本年轻人正在经历一种“欲望的质变”：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减少消费，降低一切欲望。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王建国教授分析过这个现象，他说“低欲望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消费端，年轻人不再追求“拥有”，转向“共享”和“租赁”。

家电、汽车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停滞，整体消费水平持续下降，中小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农村地区，倒闭的不少。

劳动力端，年轻人对当领导没兴趣，只想要“稳定的生活”，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排在职业发展前面。

跳槽的、做自由职业的越来越多，对公司的“忠诚”观念在瓦解。

家庭端，对结婚生子兴趣减弱，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年轻人往大城市跑，农村社区逐渐萎缩，有些村庄甚至面临消失的风险。

财政端，消费停滞导致税收减少，老龄化导致医疗护理成本上升，社保体系的资金来源越来越紧张。

王建国教授的原话是：“低欲望社会”形成了一个闭环——越没欲望，经济越差；经济越差，越没欲望。

说句实话，把“日本”和“中国”直接画等号，不准确。

中国有14亿人口，日本1.2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区域差异，跟日本完全不是一回事，简单套用日本的模型，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但有几件事，确实值得琢磨，第一，人口趋势的惯性。

日本新生儿数量连续10年下降，总和生育率1.14，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中国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0左右，比日本还低。

日本老龄化从1970年就开始加速，中国大概在2000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

时间差确实存在，但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低欲望”的苗头，日本年轻人“不买房、不结婚、不消费”的心态，在中国年轻人身上有没有影子？社交媒体上关于“躺平”“佛系”“低消费主义”的讨论，是不是越来越常见？

这不是说中国年轻人已经变成日本那样了，但价值观的转向往往是渐进的，等到成为主流就来不及了。

此外，债务与老龄化的叠加，日本政府债务占GDP 230%，是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慢慢累积起来的，中国的地方债务、社保缺口、养老金压力，同样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变得突出。

日本的经验至少说明一件事：光靠发债刺激经济，在人口结构恶化的时候，效果会越来越差。

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里，其实做了两件大事。

核心目的只有一个：打造软实力。

1985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人满世界买资产，夏威夷的高尔夫球场、海边的酒店，很多被日本人买走了。

泡沫破裂后，百元商店兴起，义乌产的商品大量摆上货架，帮日本人扛住了一部分经济冲击，但日本做错的事也很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指出，日本是典型的后发赶超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社会领域的调整只是服务经济发展的辅助配套，没有同步统筹推进社会均衡发展。

泡沫破裂后，这套模式无法适配长期低增长、少子老龄化叠加的社会环境。

说白了，经济跑得太快，社会没跟上，等经济慢下来的时候，社会问题全冒出来了。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翁百合说过一句话：日本战后“婴儿潮”一代已步入老年，社会医疗和护理开支激增，在职人员需为此缴纳更多社会保险费。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铃木亘指出，日本职场现行的雇佣模式导致女性产后难以重返岗位，加剧对结婚的顾虑。

日本京都大学柴田悠教授说，唯有兼顾财政税制调整、雇佣制度优化、工作方式改革等多维度，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生育意愿。

这些话，每一条都值得认真读一遍。

但日本确实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的，不是“中国会不会变成日本”，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变老、变慢、变得“不想折腾”的时候，靠什么撑住？

这个问题，日本还没答完，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