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689分，初恋421分，我失望提了分手，18年后他成市委书记

我高考689分，初恋421分，我失望提了分手，18年后他成市委书记，来单位视察，停在我面前，问我：你还记得我吗？

他停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手里还攥着那份没送出去的汇报材料，纸角被我捏出了汗印子。

走廊里二十几个人，就他一个人停了脚。

我认得那双眼睛。十八年了，眼尾多了褶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可那双眼睛没变，看人的时候微微眯着，像在认一件丢了很久的东西。

他说，你还记得我吗。

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们单位一楼东侧走廊，窗外那辆考斯特还怠速着，司机没熄火。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出来。

身后我们处长轻轻咳了一声，凑上来要介绍。他摆了摆手，眼睛一直没离开我脸。

我说，记得，陈书记。

他笑了一下，说，你以前不这么叫我。

十八年前，他叫我媳妇。

那时候他叫陈默。高考出分那天是六月二十三号，我查完分坐在家里那台联想台式机前面，屏幕上是六百八十九。我妈在厨房剁排骨，我爸在阳台抽烟，我回头喊了一嗓子，我爸烟灰都抖裤子上了。

我给陈默打电话，打了三遍才通。

他那边很吵，像在网吧。他喂了一声，我说你查了没。他说查了。我说多少。他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他说，四百二十一。

我当时握着那部诺基亚，塑料壳都发烫。

四百二十一。那年我们省一本线五百六十二。

我从家里出去，骑车去了他学校门口。他在那个报刊亭边上蹲着，校服裤膝盖上蹭了一块黑，手里捏着半瓶可乐，都跑气了。

我站他面前，他也不抬头。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能怎么办，复读吧。

我说，陈默，咱俩算了吧。

他那瓶可乐就这么掉地上，滚到排水沟里，没洒完，还在往外冒气。他站起来看我，眼睛红了一圈，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四百二十一，你连我零头都够不上。

那是我这辈子说过最狠的一句话。

他愣在那儿，一个字没说，转身走了。校服后背有一块汗湿的印子，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三十四度，蝉叫得人头疼。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爸刚查出来肝上有东西。

我是过了半个月才听别人说的。说陈默他爸住进了县医院，查出来是肝癌，中晚期，家里把给陈默攒的复读钱全填进去了。陈默没复读，去南方打工了，走的时候是八月十九号，坐的那种绿皮车，三十多个小时。

我那时候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北京的学校，我妈给我买了新箱子，红的，二十九寸。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蹲在学校操场边那个单杠底下哭了一场。哭完了回家，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风吹的。

人年轻的时候，以为分数能说明一切。

以为六百八十九和四百二十一之间隔着的，就是一个人配不配。

我跟陈默，处了两年半。高二下学期好的，他坐我后桌，每次月考完都借我卷子对答案，对完了也不还，压在书桌最底下。有次我问他你留着干嘛，他说，看着你写的字，比看我自己的舒服。

他说这话的时候耳朵尖是红的，我看见了。

我们那时候最远就牵过手。下了晚自习，他送我到家楼下，那段路两百米出头，走快了四分钟就到，我们就故意走慢，走七八分钟。路过那盏坏了的第三根电线杆，他会伸手护一下我胳膊，说这边地不平。

就这样，没了。

大学四年我没谈过恋爱。也不是等他，就是觉得没意思。大二那年寒假回家，我妈跟我提了一嘴，说陈默他爸没了，走的时候四十九。我在厨房洗碗，嗯了一声，手里的碗滑了一下，没碎。

再后来就是听说他混得不错。先是在南方一个镇上的厂里做业务，后来自己出来单干。零几年那会儿，我一个高中同学在饭桌上说，陈默现在了不得，在那边搞建材，一年挣不少。

说这话的同学，当年考了五百三，念了个二本。

我那时候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做财务，一个月三千二，房租一千五，每天挤地铁一号线，人贴人那种。我听着他们聊陈默，扒拉着盘子里的菜，没接话。

二〇一一年我结婚了。我老公是我们单位下属公司的一个副经理，人老实，不怎么说话，会修水管会换灯泡。我妈挺满意，说这过日子踏实。

结婚那天，我高中同桌从老家赶来，随了六百块份子。她拉着我手说，你知道吗，陈默也回来了，有人看见他车了，黑色的，挺大一辆。

我说，哦。

那天晚上闹完洞房，我在卫生间卸妆，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脸，眼睛有点花，睫毛膏糊了。我用纸巾擦，擦着擦着就停了。就停了几秒钟，我听见外面我老公喊我，问我洗好了没。

我说好了。

日子就这么过。生孩子，带孩子，还房贷，我妈生病，我婆婆住院。十七年像被人按了快进，中间那些细节全糊成一片。

我四十一岁那年调到现在的单位，办公室副主任，级别不高，活不少干。每天八点半打卡，五点下班，中午食堂吃，晚上回去给我闺女做饭。闺女今年高一，成绩中等，我从来不逼她。

有回她拿着月考成绩单回来，手抖着递给我，数学六十三。我说没事，妈当年数学也不好。她愣了，说妈你高考不是考了六百多吗。我说那是文科，文科数学简单。

其实我数学考了一百四十二。

我就是不想让她觉得，分数能定人一辈子。

今年三月十四号下午，处里开会说第二天有市领导来视察。我们处长挺重视，让我们把材料重新捋一遍，办公室卫生也搞一下。我那天下午四点多才把汇报材料改完，印了两份，一份放会议室，一份揣手里备用。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又说改下午了。

下午三点二十八分，考斯特进了院。三点三十一分，一行人上了楼。我站在走廊靠里那个位置，捧着材料，跟着我们处长后面半步远。

然后就看见他了。

他走在最前面，旁边是我们局一把手，正介绍着什么。他点着头，目光从走廊左边扫到右边，路过我身上的时候，停了。

那个步子就顿住了。

我身后的打字员小周后来跟我说，她当时还以为我要晕过去了，说我脸白得像那面墙。

他问我，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陈书记。

他笑了一下。

那个笑，我见过。高二那年运动会，我跑八百米，最后一圈跑不动了，他在跑道外边跟着跑边冲我喊加油，到了终点我扶着膝盖喘，他递水给我，就是这么笑的。

他问，你现在在这儿上班？

我说，嗯，办公室。

他说，挺好的。

就三个字，挺好的。

然后我们局长在旁边说了句什么，他转过身去，继续往前走。脚步没再停。

那天晚上我回家，做了个西红柿炒蛋，一个清炒油麦菜，闺女说妈你今天菜炒咸了。我说手抖了。她说你咋了。我说没事，累的。

我老公那天加班，十点多才回来，进门换鞋，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嗯了一声，去洗澡了。

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演的什么一点没看进去。手里攥着遥控器，屏幕上的光一闪一闪，照在茶几上那盘剩菜上。

我就想起陈默他爸。

那年他爸住院，我一次都没去看过。不是不想去，是不敢。我提的分手，我哪来的脸去医院。后来他爸走的时候才四十九，陈默二十一，一个人在南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我跟自己说，那都是命。

可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摸出手机，在搜索框里打了三个字，陈默。

出来一堆新闻。什么什么市副市长，什么什么区书记，照片上一张侧脸，穿着深色夹克，在工地上戴着安全帽。有一条是二〇一九年的，说他从南方调回来，任副市长，时年三十七。

我把那条新闻从头看到尾，一个字没落。

底下有评论，说这人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在南边待了十五年，从业务员做到公司副总，后来不知怎么转了仕途。有个评论说，这种人最懂底层，因为自己就在底层待过。

我关了手机，翻了个身，我老公打着轻鼾，一只手搭在我被子上。

第二天上班，我照常八点半打卡，照常打开电脑看邮件。中午食堂吃饭，我们处的小李坐我对面，神秘兮兮地说，姐你知道吗，昨天那个陈书记，听说特别厉害，才四十三，上面有人。

我说，哦。

她说，你怎么一点不关心。我说我关心那个干嘛，又不给我涨工资。她说也是。

那天下午我整理档案柜，翻出来一个旧盒子，里面是些零碎东西。有一张照片，二〇〇五年秋天，我们学校运动会，我穿着校服站在跑道边上，旁边是陈默，他手搭在我肩膀上，两个人都笑得眼睛没了。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是他的笔迹，写着，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号，咱俩。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又翻过去，放回了盒子里，把盒子塞回柜子最里面。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号，那天下了点小雨，运动会开幕式推迟了一个小时。他在看台上给我占了个位置，用他的校服外套。

那件外套后来洗了三次才把泥点子洗掉。

我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人临终的时候，听觉是最后消失的。还有人说，人在走之前会按自己的节奏关机，先是胃口，再是力气，最后才是心跳。这种说法到底准不准，我查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有一个准数。有人说这是国外 hospice 总结的经验，有人说就是安慰人的。

我不知道陈默他爸最后那几天，有没有人在床边跟他说话。

陈默没见上最后一面，这是他自己跟我说的。那次是我们分手后唯一一次见面，二〇〇六年春节，高中同学聚会，在一个小饭馆。他坐我斜对面，瘦了一圈，胳膊上戴着黑纱。

他没跟我说几句话，就散场的时候，在门口，他站住了，说，我爸走的时候，我在东莞，车间里加班。我妈没告诉我，等我赶回去，人都烧了。

他说，我这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我说，陈默，对不起。

他说，跟你没关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时候他二十二，头发长了没剪，遮着耳朵。

我说完对不起那三个字，他转身走了，走进了一条巷子，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也走了。

后来这十八年，我再也没见过他。

直到三月十四号下午三点三十三分。

那天走廊里的场景，我后来想了很多遍。他停在我面前，问我记得他吗。我们局长在旁边，我们处长在旁边，二十几个人的眼睛全在我身上。

我要是说记得，别人会怎么想。我要说不记得，那不是实话。

我最后说的是，记得，陈书记。

把称呼加上那两个字，就把十八年前那些事，全划到界线外面去了。

那天他走了以后，走廊里恢复原样，大家该干嘛干嘛。我回了办公室，把那两份材料锁进抽屉，坐下来喝了半杯温水。水是早上打的，凉透了。

小李过来说，姐，刚才那个陈书记，是不是认识你啊。

我说，高中同学。

她说，哇，你同学都当书记了，你怎么不去找他帮帮忙。

我说，人家忙，别添乱。

她撇了撇嘴，走了。

晚上回家路上，我经过小区门口那个报刊亭，早就不卖报纸了，改成了快递代收点。我站那儿等了一会儿，拿了两个快递，一个是我闺女买的笔袋，一个是我买的洗衣液，十斤装的。

我拎着那袋洗衣液往家走，胳膊坠得慌。

走到楼下，那盏坏了的路灯去年修好了，亮得有点刺眼。我抬头看了一眼三楼我家的窗户，灯开着，我闺女应该在写作业。

我站了几秒钟，进了楼道。

那天之后到现在，快两个月了。我再没听到过陈默的消息。新闻上也没再刷到过他。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想，那天他停在我面前，到底想说句什么。

也许他什么都没想说，就是认出了一个人。

也许他就是想问一句，你还记得我吗。

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句四百二十一你连我零头都够不上，他到底还记不记得。我有时候觉得他肯定记得，有时候又觉得，人家坐到那个位置上了，早把这些事扔后脑勺了。

前阵子我们高中同学建了个群，把我拉进去了。群里四十多个人，说话的就那几个。有人发了张老照片，是二〇〇五年元旦晚会的，照片上陈默在台上唱《同桌的你》，我坐在下面第二排，举着个荧光棒。

我看了那张照片很久。

然后我退出了群聊。

昨天下午我闺女回来，说妈，我们班有个男生，月考考了四百多，他说他要考清华。我说那挺好啊。她说好什么呀，他连一本线都够不着。我说，够不着就够不着，谁规定非得够得着。

她看了我一眼，说妈你今天怪怪的。

我说没有，去做饭了。

我在厨房切菜的时候，刀落在砧板上，一下一下。窗外有辆车经过，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又没了。

我就想起来，十八年前那个夏天，陈默那瓶可乐滚进排水沟的样子。气跑完了，瓶子还在那儿躺着，没人捡。

那瓶可乐后来被谁捡走了，我一直不知道。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要是我不说那句话，后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本来挺好的两个人，就因为一件事，一句话，各走各的，再见面已经是半辈子以后的事。要是换了你，那天他问你记得吗，你会怎么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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