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囚54年间两次写信给周总理，1961年总理回信只有简短16字！

1997年，美国夏威夷，97岁高龄的张学良接待周恩来侄孙女周晓芳。听到来客身份后，老人紧紧握住她的手，神情久久未能平静。隔着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他再次谈起那位只共事九天、却惦念了一生的故人。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交集，集中在1936年。时间不长，分量却极重。一个是失去东北、背负巨大争议的东北军领袖，一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前来斡旋的谈判者。两人真正改变彼此命运的地方，不在私人交往，而在民族危局面前作出的选择。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此前，日本方面多次试图控制东北，张作霖虽有借力日本的经历，却始终不肯交出东北主权。这个结局让张学良很早就明白，日本对东北的企图绝非普通的外交施压。

接掌东北后，张学良希望结束军阀混战，尽快实现全国统一。1928年12月，他宣布东北易帜，名义上归入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他率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使蒋介石取得胜势。张学良当时的判断很直接：先统一，再集中力量抵抗外侮。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蒋介石把共产党视作主要对手，张学良却越来越清楚，日本才是东北军无法回避的敌人。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命令。数月之间，东北大部沦陷，数千万民众陷入日军统治。张学良此后反复承认，这是自己一生中无法摆脱的沉重错误。

他并非没有反思。东北军被调往西北围剿红军后，士兵思念故土，军心低落，作战屡受挫折。蒋介石既不愿真正补充兵力，也不肯妥善抚恤阵亡将士。张学良逐渐发现，自己率军入关换来的并不是共同抗日，而是被置于内战消耗之中。

1936年4月，张学良通过秘密渠道寻求与中共代表会谈。周恩来主动提出前往。4月9日，张学良抵达肤施，双方在天主教堂内会面。烛光很暗，谈话却十分坦率。周恩来没有用空泛的兄弟情义安抚他，而是从民族存亡、政治现实和各方利益出发，说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有出路。

这次会谈持续时间并不长，却使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判断发生变化。周恩来既承认张学良过去的失误，也没有抓住旧账不放；既争取东北军，又顾及对方的处境。对张学良而言，这种平等而清醒的态度，比任何漂亮话都更有说服力。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没有得到回应。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要求。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于12月17日抵达西安，参与处理善后。

周恩来没有主张置蒋介石于死地，而是争取以和平方式结束危机。张学良原本担心共产党不会接受释放蒋介石，周恩来的处理却使他看到，对方考虑的是全国抗战大局，而非一时得失。谈判期间，周恩来还明确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可以重新建立合作关系。

遗憾的是，张学良随后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周恩来曾提醒他，蒋介石一旦脱险，未必会兑现承诺。结果张学良抵达南京后即被扣留，193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随后虽获“特赦”，实际却一直处于严密管束之下。

1937年2月，西安少壮派军官因不满张学良被扣押，冲入周恩来办公处，要求红军共同采取行动。周恩来当场制止道：“你们这样做，恰恰害了张副司令！”这句话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周恩来随后劝说各方顾全抗战大局，避免东北军内部继续分裂。

消息传到张学良耳中，他秘密写信给周恩来，称自己听闻红军维护东北军，因而“更加钦佩”，并表示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自己“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没有立即回信，却把这封信保存下来。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仍未获释。1946年前后，他又托人转交密信，感谢周恩来多年奔走。信中提到日军被驱逐，称这是“最快心之事”，也提及周恩来为国事奔忙。两封信内容不同，背后的意思却一致：张学良始终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遭际之前。

1961年，周恩来终于找到转递信件的渠道。信只有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据有关回忆，这封信辗转进入台湾后，张学良读到时情绪十分激动。周恩来没有谈政治安排，也没有许下具体期限，只用简短文字表达惦念与勉励。

1976年1月，张学良得知周恩来逝世，对赵一荻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此后，他通过口述回忆多次谈到周恩来。1991年获得自由后，他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多年以后，仍会向来客讲起那段短暂却改变一生的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