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前后,香港,曾任国民党军将领的侯镜如生活已经十分拮据。没有固定收入,家中子女又陆续来到身边,过去军旅生涯留下的体面,渐渐被柴米油盐磨掉。就在这时,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辗转到了他手中。写信的人,是周恩来。
信中的话并不长,意思却十分明确:组织没有忘记他,希望他回到大陆工作。有人转述,周恩来还说过一句:“回家吧。”这句话究竟是不是信中的原文,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周恩来主动关心侯镜如处境,并促成他回国,确有其事。
侯镜如为什么会被一些人称为“叛徒”?事情要从1931年前后说起。此前,他曾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也在河南从事过军事工作。后来由于地下交通线中断,他长期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转而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若只看表面身份,很容易把这段经历说成“脱离组织”,可当时的环境远比几个字复杂。
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前夕,侯镜如奉命从前线赶回上海,参与军事指挥。起义成功后,局势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大规模捕杀。侯镜如在混乱中胸部中弹,养伤后又赶赴武汉,参加了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
1928年,他回河南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出狱后,他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先后在上海、香港工作。1931年,他准备前往中央苏区,却在上海与接头人失去联系。那时顾顺章叛变引发严重后果,许多秘密机关被迫废弃,原有联络方式不能继续使用。
失去联系的侯镜如曾在报纸上刊登隐语式寻人启事,盼望组织能够看到。可是,几天过去,没有任何回音。对地下工作者来说,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谁也不敢轻易判断。是交通线断了,还是自己被怀疑?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1933年前后,他回到河南,后来在黄埔同学袁守谦等人的接触下,进入国民党军队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正面战场作战,逐渐成为一名国民党将领。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向蒋介石承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也没有交出过去掌握的组织情况。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曾在庐山军官训练场合询问军官中是否有人参加过共产党,并表示可以既往不咎。侯镜如被点名后站起身,只回答:“我是始终跟着校长的。”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表忠,实际却是一种自我保护。承认,可能牵连旧日同志;不承认,则必须独自承担长期怀疑。
1945年冬天,北平饭店,周恩来与侯镜如再次见面。周恩来没有当众揭开他的过去,只说:“我们有20年没见了。”这句话既是寒暄,也是在提醒侯镜如,彼此都清楚那段经历,但不宜在公开场合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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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镜如随后表达了希望恢复组织关系的愿望。周恩来安排陈赓与他单独会谈,并通过安子文等人转达态度:只要在关键时刻作出有利于人民的选择,组织愿意重新接纳他。此后,双方保持了秘密联系,等待真正的机会。
机会出现在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侯镜如担任国民党东进兵团指挥官,任务是从葫芦岛、锦西方向增援锦州。塔山距离锦州不远,是援军必经之地。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等部在这里构筑阵地,连续阻击国民党援军。
侯镜如接令后,部队迟迟没有迅速推进。按照正常调度,部分部队本可更早抵达,但行军、换防和作战部署一再拖延。10月10日至15日,塔山阻击战激烈展开,东进兵团始终未能突破防线。侯镜如是否有意放慢节奏,后人仍有不同说法,但他在关键阶段表现出的消极态度,确实影响了战局。
战后,他又曾尝试策动部队起义,只因国民党方面戒备森严而未能成功。后来,他从福州转赴香港,生活逐渐陷入困顿。那封来自北京的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送到他手中。
接到信后,侯镜如决定回国。回到北京后,他参与统战和政协工作,并长期关注黄埔同学之间的联系。1986年7月,在纪念北伐战争六十周年的活动上,他谈到国共第一次合作,认为黄埔师生曾经共同承担过救亡图存的使命。
侯镜如的一生,很难用“叛徒”或“卧底”简单概括。他确实有过长期失联,也确实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但他没有出卖早年的组织关系,并在关键战场上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选择。周恩来愿意写信叫他“回家”,看重的正是这些经历背后的全部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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