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3日,北京,周恩来、贺龙、陈毅等领导人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接见现场气氛轻松,真正引起众人注意的,却是两位元帅围绕金牌数量的一番“争执”。
当时,新中国体育事业已经走过十多年。早期的中国,体育基础薄弱,训练条件有限,很多项目甚至没有完整的国家队。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让运动员敢于同强手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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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性格,和他的军旅经历密切相关。贺龙看比赛,常常带着看战斗的眼光。场上比分怎样变化,队员体力是否充足,战术有没有执行到位,他都要仔细分析。在他看来,体育不只是锻炼身体,也能磨炼纪律、意志和集体观念。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贺龙就重视部队体育。抗战时期,八路军第120师曾组织篮球活动,队员平时训练,关键时刻还要拿枪上战场。体育场上的配合、速度和顽强作风,被他视为部队精神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工作并不容易。有人觉得,建设国家应当抓经济和国防,体育似乎排不上位置。贺龙却认为,正因为基础差,更不能放任不管。他推动运动员实行干部编制,改善训练和生活条件,还努力从各地发掘人才。
有一次,为了补充篮球队力量,他调来一名飞行员,引起不少人疑惑。贺龙解释说:“找飞行员容易,找优秀运动员难。”话说得直,却点出了当时体育人才稀缺的现实。
他的做法很快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1951年,西南军区参加全国篮球、排球比赛,成绩并不理想。贺龙没有把失败归结为队员水平,而是从选材、训练、保障等方面重新整顿。到了1952年,西南地区的体育活动已经明显活跃起来。
贺龙重视胜负,却不是只盯着奖牌。1959年,中国男篮同保加利亚队比赛前,他连夜找到教练员询问战术,要求队员敢打敢拼。那场比赛,中国队以86比77取胜。这个结果说明,中国运动员并非只能在国内比赛,而是已经开始具备同欧洲强队周旋的能力。
陈毅关注体育,则更多地看到了它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中国举行。陈毅曾对运动员说,赢了要保持风度,输了也不要泄气。比赛既要争取胜利,也要体现一个国家的气度。
正是在这种差异下,1963年接见代表团时,贺龙谈到羽毛球项目,兴致很高。他希望运动员把能够争取的冠军都拿回来。羽毛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很弱,福建、广东等地的归侨和运动员带动了项目发展。1962年,中国队在欧洲比赛中战胜丹麦队,给了贺龙很大信心。
陈毅听后打趣道:“金牌都拿回来,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好办了。”贺龙仍坚持:“能拿的,还是要拿。”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运动员在旁边听得发笑。
这场争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冲突。贺龙强调竞技成绩,认为只有打出水平,才能提高中国体育的地位;陈毅强调交流和礼仪,担心比赛只剩下输赢,反而失去国际体育应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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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争了片刻,陈毅提议听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没有简单偏向任何一方,只说:“不能都拿,也拿不到。要鼓励我国运动员创造好成绩,也要欢迎兄弟国家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
话一出口,贺龙和陈毅都接受了。一个重视拼搏,一个重视友谊,表面上意见不同,实际都在为中国体育寻找合适的位置。对于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来说,既要在赛场上证明实力,也要通过比赛扩大交往,这两件事缺一不可。
1963年11月10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来自48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比赛,中国代表团取得66枚金牌、56枚银牌和46枚铜牌,并打破举重、射箭项目的世界纪录。贺龙所说的“多拿金牌”,最终没有变成简单的口号,而是在训练制度、人才培养和比赛经验中逐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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