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周恩来宣布对卢绪章的重要组织决定，卢大哭：我这日子真过够了！

1945年秋，重庆一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里，卢绪章听到周恩来宣布的安排后，情绪突然失控。这个在外界眼中西装革履、出入洋房汽车的商人，竟当场落下眼泪。让他难以接受的，不是组织给出的任务，而是这场“资本家”生活还不能结束。

卢绪章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小商人家庭。14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在轮船工厂做工，同时进入商业补习夜校，学习英文、簿记和商业知识。那段经历很重要，后来他能在复杂的商界环境中周旋，靠的并不只是胆量，还有早年练出的精细算账和识人本领。

1927年上海局势骤变，革命活动陷入低潮。卢绪章没有远离社会，反而在工人和进步青年中继续接触新思想。1932年，他与友人创办进步社团“兰社”，却因缺少稳定经费难以维持。事情虽然没有办成，却让他明白，理想要落地，必须有可靠的组织能力和经济支撑。

同年秋天，卢绪章与几位朋友合资创办光大行。企业起步并不顺利，经历亏损、停业和重新筹资，后来改名为广大华行，逐步站稳脚跟，主营西药及医疗器械。它表面是一家普通商行，实际上却为卢绪章提供了一个能够接触各方人士、调动资金和运输资源的掩护。

1935年底，广大华行的创办者们决定把抗日救亡作为重要方向。卢绪章主管财务，也参与相关活动。1937年，他参加抗日救亡干部培训，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通过杨浩庐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面对入党问题，他的态度很直接：“我要参加的，是毛泽东领导、能够走向胜利的共产党。”

入党后，卢绪章曾申请到新四军工作，却因突发疾病推迟行程。恰在此时，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让他前往重庆，以商人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这个安排改变了他此后十多年的生活轨迹，也使广大华行从一家商号，逐渐承担起秘密经济和交通联络任务。

当时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事件，国统区的地下组织面临严峻威胁。中共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周恩来据此对相关机构作出分层部署。卢绪章必须把自己完全藏进商人的身份里，既要经营企业，又要利用商业关系为地下工作提供便利。

1940年夏天，卢绪章随刘晓前往重庆见周恩来。周恩来没有把他当作普通商人，而是反复提醒：“商人要当得像，但不能同流合污。”临行前，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单线联系和保密纪律，甚至要求他不能向妻子透露真实身份。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卢绪章不能公开表达立场，不能随意接触同志，甚至不能与熟悉的左派人士保持明显往来。他要同国民党内的党、政、军、特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参加宴请，谈生意，维系关系，却不能让任何人看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广大华行由此承担了多重任务：筹措经费，掩护干部，安排交通，传递信息。1937年至1948年间，卢绪章为党筹措的经费近400万美元。数字背后，是一笔笔风险极高的交易，也是一次次不能出错的身份转换。

有意思的是，外界越认为他富有，组织越需要他保持这种印象。他住洋房、坐汽车、穿西服，常常出席各种宴会。可在这些体面场合里，他面对的有些人，恰恰曾参与迫害共产党人。酒杯端起来了，心里的警惕却一刻没有放松。

家人对此更难理解。卢绪章不能解释，老朋友误会他变了，妻子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工作。多年后，他回忆那段日子时说，表面上轻松自在，实际承受的压力和苦恼，很少有人能够知道。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华行准备迁往上海。卢绪章向周恩来汇报安排，也说出了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我想去延安。”他盼望脱下商人的外衣，回到公开的革命队伍中去。

周恩来的回答却让他措手不及：继续随广大华行去上海，仍然当“资本家”。卢绪章当场痛哭：“周副主席，这样的日子我真过够了！”他诉说自己多年与特务周旋、应酬送礼，既受同志误解，也被家人埋怨。周恩来听完，只是耐心安慰：“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

安慰之后，任务并没有改变。卢绪章明白，组织并非不体谅他的委屈，而是当时的地下工作仍然需要这层身份。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过他，并肯定广大华行所做的工作，这给了他继续坚持的力量。

1947年下半年，上海镇压活动加剧，广大华行不断遭遇货物扣押和上门审查。到了1948年6月，党组织判断其已有暴露危险，紧急安排机构转移香港。同年年底，除香港外，广大华行在国内的机构陆续停办，卢绪章终于告别了持续多年的“资本家”身份。

家人也在此时逐渐明白真相。长子郑重向父亲道歉：“爸爸，以前是我错怪你了。”一句迟来的话，让卢绪章泪流满面。那不是个人委屈的简单消散，而是一个家庭终于知道，那个看似远离革命的人，实际上一直在最危险的地方承担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先后担任中国进出口公司首任经理、外贸部局长和国家旅游总局第一任局长。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他参与组织对外贸易，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开展合作，为新中国打通了一批重要的贸易渠道。

那个曾经以商人面目活动多年的地下党员，后来走上了公开岗位。他没有留下显赫的个人财富，却留下了一段极少有人能够承受的经历：把自己伪装成最不像革命者的人，并在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真正要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