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秋，北京北郊演习场，邓小平检阅华北大演习部队时，队列中有一位并不显眼的师长。他个头不算突出，右手还有伤，但站姿沉稳，目光始终盯着演练地域。邓小平注意到他后，曾向身边人表示，这样的干部值得重点培养。
这个人就是廖锡龙。那时的他41岁，担任陆军第11军31师师长。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后来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将领，早年差点离开军营，甚至一度被列入退伍和转业名单。
1940年，廖锡龙出生于贵州思南。1958年，他应征入伍，成为贵州部队中的一名普通战士。起点不高，文化基础也比较薄弱，可训练场上的表现很快让人刮目相看。
他练射击，别人休息时他还在琢磨；练投弹，反复计算动作和距离；参加刺杀训练，更是敢于下苦功。一年之内，他从战士成长为副班长，随后担任班长，逐渐成为连队里的军事骨干。
转折发生在1964年。9月3日，廖锡龙在处理一枚雷管时发生意外，右手手指受伤致残。对一名步兵来说，这不是小伤，扣扳机、握钢枪、完成战术动作，都会受到影响。
可他没有躺在困难里。手指活动受限，他就改用中指扣动扳机；射击姿势不适应，便从头调整。有人问他：“手伤成这样，还能不能继续练？”廖锡龙回答：“只要部队还要我，就不能停。”
遗憾的是，服役期已满、身体又有残疾，加上学历不高，他在1964年底被列入退伍名单。一次汇报演习中，师首长发现了这个动作扎实、反应敏捷的战士。了解情况后，对方认为，军事骨干不能只用学历衡量，便将他的情况报请师党委研究。
这次留队，改变了廖锡龙的军旅道路。1966年以后，他从排长做起，先后在连队、团机关和师机关任职。1976年部队精简整编时，他又一次进入转业名单。时任31师副师长关福成出面力保，理由很直接：廖锡龙的指挥和训练能力，留在部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1978年11月，廖锡龙回到步兵第91团任副团长。这个团长期重视实战训练，干部成长有着很强的竞争性。廖锡龙没有把伤残当作特殊资本，而是把自己放进最苦、最难的训练和演练中，逐渐形成了果断、细密的指挥风格。
华北大演习时，他指挥部队完成各项课目，展现出的并不只是勇猛，还有组织协调和临机处置能力。邓小平关注到他，关键正在这里：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不仅要敢打，还要能判断、会取舍，能够把部队的力量用在刀刃上。
真正让廖锡龙名声大振的，是1984年收复者阴山的作战。此前，中越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云南方向的老山、者阴山等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者阴山地形复杂，山路陡峭，雨季泥泞，越军还设置了雷区、铁丝网和多处火力点。
战前，廖锡龙曾提出用较短时间完成主要高地的夺取。有人听后并不完全相信，一名参谋甚至说：“那就等着看结果吧。”这句话不算挑衅，更多是对地形、天气和敌情的现实担忧。
廖锡龙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硬冲上。他安排部队制造假目标和假动静，诱使越军提前暴露火力；同时反复核对道路、炮兵射界和突击分队的位置。那些看似零散的准备，实际上是在一点点压缩战场上的意外。
4月29日，者阴山一带暴雨不断。部队行军迟缓，部分人员没有按时到达，炮兵射击也存在安全隐患。廖锡龙没有为了抢时间强行开战，而是两次申请推迟进攻。尤其第二次，他又争取了20分钟，让连续跋涉的战士得到短暂休整。
有人不理解：“人已经到位了，为什么还要等？”廖锡龙考虑的是另一件事：疲惫的士兵即使抵达阵地，也未必能以最佳状态投入战斗。战术要求必须服从实际情况，指挥员不能只盯着地图上的时间。
6时40分，雨势暂歇，炮兵开始对预定目标实施火力打击。步兵分队随即前出排雷、开辟通路，多个方向交替推进，使越军难以判断主攻重点。经过激烈战斗，者阴山主要高地被收复，整个作战持续约5小时35分。
战果传回后，廖锡龙并没有沉浸在庆功气氛中。部队打扫战场、安置伤员、处理烈士善后时，他始终在一线。对他而言，作战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但牺牲的战士不能被简单写成一个数字。
1984年4月，中央军委根据前线表现作出任职安排，廖锡龙升任第11军副军长；同年5月，他出任军长。邓小平在1981年演习中留下的那句“重点培养”，由此变成了具体的干部使用和战场检验。不能只看出身，也不能只看学历，关键还在于能否在困难面前把部队带好、把仗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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