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明白毛主席为什么保杨上堃,得先回到1935年1月。
红军长征到了乌江南岸,前有天险,后有薛岳的追兵。乌江江面近百米宽,水流湍急,两岸是刀削一样的石壁。黔军在对岸修了工事,放话说红军飞不过去。红四团接到强渡命令,第一批泅渡的战士在冰水里泡到对岸,已经没力气战斗。第二批乘筏偷渡,过去之后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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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上堃当时是红四团二连连长。他挑了十六个人,乘一只小木船,在工兵和炮火掩护下往对岸冲。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水柱,船身被打穿,冰水灌进靴子。杨上堃是第一个冲上北岸的。他带的二连没有等后续部队,直接向黔军阵地发起攻击。一个连,追着三个团的敌人打。天亮时,红二师的大部队已经在乌江上架起了浮桥。
战后庆功会上,师政委刘亚楼代表上级,授予杨上堃等人“勇士”称号,每人发了一套列宁服,上面绣着“军委奖励”四个字。这一年,杨上堃二十一岁。
此后长征路上,娄山关、腊子口,杨上堃带的连队都是尖刀。到陕北后,他被送进红军大学学习。抗战爆发,他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成为杨成武麾下的一名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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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整编。一团团长陈正湘被提拔为支队长,团参谋长的位置空了出来。
杨上堃心里有想法。他觉得自己从乌江到腊子口,一路打过来,战功摆在那里,一团团长的位置应该是他的。命令下来之后,二营营长宋玉琳被提拔为团长,杨上堃被任命为一支队参谋长。
参谋长不是闲职,是一支部队的核心指挥岗位之一。杨上堃不这么看。他的性格是往前冲的那一种,让他坐在指挥部里写计划、标地图,他觉得憋屈。他后来在检讨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总觉得冲锋陷阵才是打仗,坐机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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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在心里积了一段时间。一分区的侦察科长袁彪也对自己的处境不满,两个人频繁碰面,聊的话题越来越具体。袁彪提出了一个方案:把人和枪带出去,到别的地方打游击,打出成绩再回来,让上级看看,杨上堃同意了。
1940年2月的一个晚上,杨上堃带着二十多个人,扛着轻机枪和步枪,离开了驻地。他没有往敌占区走,没有和日伪接触,也没有走远。他们去了河北省徐水县方向,打算在那里扩大部队,闹出点名堂之后再归队。
消息当天就报到了八路军总部。抗战初期,全军正在严抓军纪。拖枪离队,按照当时的规矩,够得上军法从事。朱德和彭德怀的态度很明确。杨上堃是长征功臣不假,但功臣拖枪出走,这个口子一开,以后怎么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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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看了报告,说了一句话:“杨上堃是革命功臣,有功,应该给他一条活路。”
毛主席的判断有他的依据。杨上堃出走的时候,没有投敌,没有和日伪接触,没有走远。他回来的原因也不是被抓回来的。几天之后,杨上堃自己带着人回来了,找到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承认了错误。袁彪是被民兵五花大绑押回来的,而杨上堃是主动回来的。这个区别,毛主席看得清楚。
毛主席后来对彭德怀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杨上堃的出走属于内部矛盾,不是叛逃。他在长征中立过大功,不能因为一次冲动就把他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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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下来的时候,朱德和彭德怀虽然有保留意见,但还是执行了延安的决定。袁彪和罗昭辉作为主谋,被执行死刑。杨上堃被行政撤职,开除党籍,送到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
杨上堃在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重新回到了部队。他再也没有担任过参谋长。有人后来推荐他去福建军区当参谋长,他说了一句话:“我最不想当的就是参谋长,还让我当?”
1955年授衔的时候,杨上堃被授予上校军衔。当年和他同在红四团当营长的那些人,大多授了少将甚至中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授了上将。杨上堃对这个军衔不满意,据说他把上校军衔的肩章挂在了自己养的一条狗尾巴上,这件事后来被上级知道了。
杨上堃后来在江西省军区工作,担任过赣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他按正军职待遇离休。2003年,杨上堃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毛主席当年那句话,保住了杨上堃一条命。如果按朱德和彭德怀最初的意见办,杨上堃在1940年2月就走了。那样的话,乌江边上的那个连长,就不会有后面六十多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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