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2月，南京城外，日军记者把一张照片送进报馆，照片中的两个日本军官佩着军刀，神情得意。报纸没有把他们称作罪犯，反而用“勇士”一类的字眼加以渲染。多年以后，这张照片却从宣传材料变成了法庭上的关键证据。
照片左侧是向井敏明，右侧是野田毅。两人都隶属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军衔为少尉。日军攻占南京期间，日本报纸曾报道二人进行所谓“百人斩”竞赛，并刊出他们的合影，声称谁先杀满百人，谁就更“勇敢”。
需要说明的是，报纸上的数字并不等于完整、准确的受害者统计。报道本身带有明显的煽动性，二人后来还曾夸耀杀人数量远超一百。正因为这些言论被记录下来，才使他们难以在战后彻底否认曾经参与暴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扩大。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向南京推进。12月13日南京失守，随后发生大规模屠杀、强奸、抢掠和纵火，受害者包括平民、放下武器的士兵以及妇女儿童。第十六师团是进入南京的重要日军部队之一，留下了大量罪行记录。
“百人斩”之所以令人震惊，不只在于两个人的残暴，更在于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竟把杀人包装成荣誉。报纸需要“英雄”，部队需要榜样，士兵也希望借战场表现换取功名。杀害手无寸铁的人，便被描述成胆量和忠诚的证明。
这种宣传不是偶然失误。战前日本将天皇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军队又把侵略包装成替国家和天皇效命。士兵一旦把服从当成最高道德，敌人的生命便会被贬低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对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行为，正是这种制度性扭曲在基层军人的身上显现出来。
两人回国后，并没有立即受到惩罚。相反，他们曾被当作战争“功臣”，到学校和地方作报告，讲述自己在中国战场的经历。野田毅还曾在相亲时炫耀自己的战绩。有人问他是否害怕遭到追究，他大意回答：“报纸都这样写了，怎么会有事？”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反映了当时加害者受到的纵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此前支撑侵略战争的神话迅速破裂，天皇在投降诏书相关表述中否认自己具有神性。对于经历过战争灾难的亚洲各国而言，这不仅是日本政治秩序的变化，也意味着过去那套为侵略辩护的说辞失去了遮羞布。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和各地军事法庭陆续追查日本战犯。南京方面重新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报纸、照片、部队档案、幸存者证言以及日军自身留下的材料，被一一核对。那张合影再次出现时，已不再是日本报纸上的荣耀象征，而成为指向两名被告的线索。
日本方面曾试图隐瞒二人的下落。调查人员几经查找，确认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仍在日本。野田毅一度在战后废墟中摆摊谋生，生活落魄，与当年幻想中的“英雄待遇”相去甚远。被捕时，他仍试图否认身份。审讯人员拿出旧报纸和照片后，他才无法继续回避。
二人随后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1947年12月，法庭开庭审讯。向井敏明辩称照片只是记者摆拍，报道内容是记者虚构；野田毅也声称自己没有杀害中国人。法庭则以日军行军路线、新闻报道、战友证言、二人回国后的言论以及南京方面的调查材料相互印证，认定他们参与了对中国人的屠杀。
审判中，二人不断强调报道不实，却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在日本国内反复炫耀所谓战绩。法庭没有只凭一张照片定罪，而是将照片放回南京大屠杀的整体证据链中考察。照片证明了身份，报纸留下了宣传记录，证人和档案则补足了犯罪背景。
1948年1月28日，南京雨花台，向井敏明、野田毅被执行死刑。与他们一同受审的，还有田中军吉、高桥坦等南京大屠杀参与者。那张曾被日本报纸用来制造“勇士”形象的照片，最终成为两名战犯无法摆脱罪责的重要物证。它记录的不只是两个人的狞笑，也记录了一个侵略体制如何把屠杀写成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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