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尿裤甲酰胺恐慌：368批次全未检出，谁在制造？

一、风波落幕：一份罕见的官方通报，为何值得细读

2026年10月15日，一份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通报，为持续近四个月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风波”画上了官方句号。

这份通报的分量不寻常。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四个部门，自2026年6月22日起成立联合调查组，赴多地开展现场调查。通报结果简洁而有力度：对国内全部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全面抽检，覆盖180个品牌368批次成品样品及32批次分部位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等权威机构检测——均未检出甲酰胺。对引发恐慌的“靠谱老王”检测剩余的15个品牌58批次样品进行复检，同样全部未检出。

这意味着什么？从生产源头到市场终端，从全品牌到全批次，官方用全覆盖的抽检规模给出了结论。而公众此前看到的“检出”信息，经工信部组织专家当面技术交流、完整复现检测过程后，被认定存在“检测方法未经过严格的方法确认”“未将质荷比数据与甲酰胺精确质量数进行偏差评估”等多方面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在母婴消费品争议中，如此规模的“全覆盖抽检+方法复现验证”并不多见。这既回应了公众对“孩子用的东西安不安全”的核心关切，也为后续的法律定性提供了事实基础。

二、112天风波时间线：从恐慌到定音

回顾事件脉络，有助于理解这场诉讼为何发生。2026年6月起，网传多款婴幼儿纸尿裤检出高浓度致癌物甲酰胺，相关检测内容在全网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母婴消费者恐慌，不少家长连夜退货。舆情持续近四个月，对国内纸尿裤行业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信任造成了明显冲击，不少涉事品牌先后发布自检报告否认产品存在安全问题，部分品牌还以名誉侵权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转折发生在10月15日——官方通报当天，母婴品牌Babycare证实，早在9月20日，其所属的杭州白贝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商业诋毁纠纷诉讼，被告包括“靠谱老王”账号运营者王东鉴本人，以及其控制的深圳市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步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需要明确的是：目前案件刚进入立案阶段，尚无任何司法裁判结果。步锐科技方面截至10月15日也未就诉讼和官方通报公开作出回应。我们呈现的是事实，而非结论。

三、一场“检测”为何站不住？从质荷比说起

官方通报中“质荷比数据与甲酰胺精确质量数偏差评估”的表述虽然专业，但恰恰是理解事件的关键。

王东鉴使用的是其公司自研的SPI-TOFMS质谱仪，原理是通过检测物质的质荷比来推断物质种类——每种化合物在质谱仪中都有独特的“指纹”。但问题是，质谱仪测得的质荷比数值往往存在微小偏差，必须与标准物质的精确质量数进行严格的偏差评估，才能确认“检测到的到底是什么物质”。

官方调查发现，王东鉴未进行这一关键步骤。此外，其检测方法未经严格的方法确认，缺乏空白样和平行样对照，样品谱图与甲酰胺标准谱图的匹配度也远未达到确认标准。

打个比方：这就像用一把没有校准的尺子去量身高，尺子的刻度可能只差了一点点，但对于判定“是否含有某种特定物质”而言，这个偏差足以让结论从“有”变成“无法确认”。

四、测评自由有边界：商业诋毁的法律逻辑

那么，正常的产品测评是否违法？不违法。 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民法典》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权。普通消费者对母婴产品进行正常测评避坑的行为本身并不违规。但法律同样设定了边界——若测评带有商业合作、流量变现属性，还受《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虚构测评内容诋毁商户可落入商业诋毁规制范畴。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诋毁的核心要件包括：行为人为经营者，侵害对象为竞争对手，行为方式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主观上为故意或过失。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法律将损害对象由“竞争对手”扩展为“其他经营者”，并明确禁止“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王东鉴不仅是自媒体博主，还担任步锐科技创始人、董事长。这一双重身份意味着，其发布的测评内容是否属于“经营者的商业言论”，可能成为案件审理的焦点之一。

此前已有判例可供参照。上海普陀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母婴测评商业诋毁案中，测评机构引用“不可用于对外证明用途”的数据，使用醒目字体突出部分内容，未充分说明指标选取及评分标准，被认定“有失公允，存在误导性”，判令赔偿50万元。杭州中院审理的另一起测评案中，测评方因对商品进行“片面比对”，被认定构成商业诋毁，赔偿10万元。

这些案例传递的信号是一致的：法律保护真实的测评，但不保护不严谨的、足以误导公众的“检测结论”。

五、标准空白：这场风波真正的制度遗产

如果只把这起事件看作“博主被告了”，就浪费了它更大的公共价值。

这场风波暴露出一个深层的制度问题：现行婴儿纸尿裤国家标准中，并未对甲酰胺设定限量要求和检测方法。换言之，即便真的有产品含有甲酰胺，在现行标准下也无法判定为不合格——存在“禁止添加但无强制检测要求”的制度空白。

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面，企业在“符合国标”的框架下确实合规；另一方面，公众对“合规是否等于安全”的疑虑缺乏来自标准层面的回应。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符合国标”不应成为“免罪金牌”，公众需要知道的是，国标究竟意味着安全底线还是安全上限。

好消息是，调查组在核查过程中已在推动相关标准修订工作。据公开信息，新国标GB/T 46856-2025已纳入VOC释放测试方法（含甲酰胺）。法律界人士也建议，应将甲酰胺等生殖毒性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目录并明确安全限量，同时打通产品抽检与人体临床验证的联动机制，让标准跑在风险前面。

这一制度性进展，或许是这场持续112天的风波留给母婴行业最有价值的遗产。

六、测评行业的自律与他律：走向更健康的生态

2026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这一规范的出台，为测评行业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行为准则。

对测评博主而言，有几点值得深思：第一，检测能力需要专业资质和规范流程来支撑，仅靠一台自研仪器和“好心”，不足以替代经过验证的检测方法；第二，发布“某某产品有毒”这样的结论时，其社会影响远超一般性评价，需要承担与之匹配的审慎义务；第三，客观记录检测过程和结果为法律所允许，但直接得出确定性结论则可能超出边界。

对品牌方而言，这起事件同样值得反思。当舆情爆发时，企业第一时间发布自检报告是必要的，但重建消费者信任，更需要的是透明的沟通和长期的品质承诺，而非仅在危机时刻的自证。

对消费者而言，这起事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考工具：面对“某某产品检出致癌物”这类信息，不妨先问三个问题——检测方法是否经过验证？数据是否与权威结论交叉比对？发布者与相关品牌是否存在利益关联？ 这三个问题，足以帮助我们在纷繁的信息中保持清醒。

七、超越对抗：让每一次公共讨论都成为进步的阶梯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这起事件的走向颇具建设性意义。

一方面，官方调查的严谨态度值得肯定。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不仅做了全覆盖抽检，还组织专家当面复现博主的检测过程——这种对科学方法和程序正义的尊重，本身就是法治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品牌方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而非舆论对攻，也体现了用法律定分止争的理性态度。

商业诋毁案件的司法审理，将厘清测评行为的法律边界，为行业提供可参考的判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在用法治方式回应社会关切、凝聚社会共识。

法律的公正不仅在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也在于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需要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审慎裁量，也需要全社会在讨论中不断凝聚共识。理性看待热点事件，以善意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为多元讨论留出空间——这既是对法治精神的尊重，也是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间的爱护。

真正值得记住的，或许不是“谁告了谁”，而是这起事件推动了哪些制度进步、留下了哪些反思空间，以及它如何让我们的消费环境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