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中国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用垃圾发电，拿下全球第1！

有一组数字让大洋彼岸的同行坐不住了。

2025年9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披露，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已经达到114.1万吨/天，稳居世界第一。

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2.62亿吨，无害化处理能力拉升到了115.55万吨/日，这组口径来自生态环境部《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英国媒体评论得耐人寻味，中国真正让人警觉的武器并不摆在军演场上，而是放在城市郊外那一座座冒着白汽的焚烧炉里。

更微妙的是，就在国内焚烧厂为“吃不饱”而苦恼之际，中国企业正把一整套炉排炉、烟气净化、智能燃烧控制和运营标准，打包卖到了东南亚和中亚的垃圾场里。

一边是国内厂家抢着收垃圾，一边是海外城市抢着下订单，这种画面在全世界工业史里并不多见。

1983年的数据档案里，北京三环与四环之间的环带区域，露天垃圾堆竟然有4700多座，远远望去像一片灰褐色的小丘。

住建部当时的摸底结论很直白，全国六百多座大中城市里，三分之二被垃圾所困，四分之一已经找不到合适地点堆放这些废弃物，累计被侵占的土地达到75万亩。

广东东莞一地曾经同时存在187个未经卫生化处理的填埋场，渗滤液里的化学需氧量严重超标，地下水安全被牵着鼻子走。

上海日产生活垃圾那时就已经逼近2万吨大关，城市管理者几乎每周都要为“今天的垃圾往哪搁”开一次调度会。

转机出现在“十二五”启动阶段，中央财政拿出60亿元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再配套约450亿元跟上，民营资本被允许进入焚烧发电赛道，这才有了后来几何级数的产能扩张。

真正的技术分水岭落在2004年，重庆三峰环境集团研制出首套国产化垃圾焚烧炉，核心装备不再任由德国马丁和日本三菱重工拿捏节奏。

从那年起，炉排炉的国产化曲线陡然抬头，二十余年沉下心做工程样机、做材料替代、做工艺迭代，才换来了今天的话语权。

与之相伴的，还有一场几乎不被外人察觉的观念松动，老百姓渐渐愿意相信，那座排着热汽的厂子不等于毒气源。

2013年，光大国际筹建海南三亚凤凰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一度与水蛟村村民陷入对峙，公司时任总经理王森林干脆住进村里四十天，一户一户上门谈。

同一拨人后来又组织村民乘车去参观已经运行的焚烧厂，让村民隔着厂区大屏幕看实时排放数据，疑虑才慢慢化开。

2014年，光大国际再度协助杭州市政府处置九峰项目的落地矛盾，前后组织超过4000名周边居民进行实地考察，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运行数据扭转了舆论风向。

2026年，国内焚烧厂的烦恼已经完全调了个个儿。

陕西西咸新区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日处理能力3000吨，实际进厂垃圾只有2000吨上下，四台焚烧炉常年只有三台开工。

西安市内5座垃圾发电焚烧厂的设计处理能力加起来约1.27万吨/日，实际收上来的生活垃圾不足万吨，缺口接近三成。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在2025年12月7日播出的节目中，用“焚烧厂为何吃不饱”做了专门调查，把这个行业最真实的尴尬摊到了全国观众面前。

行业调研给出的平均数更能说明问题，中国垃圾焚烧厂整体负荷率只有六成左右，剩下四成产能基本处于空转待料状态。

这种“饥饿”看似矛盾，根子却藏在前几年规划阶段的测算口径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的李凯教授分析过原因，不少项目当年按户籍人口下指标，可实际常住人口往往要少三成，产能自然就被架高了。

另一面，国内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近几年明显抬升，餐厨垃圾、可回收物被单独截流出去之后，进焚烧厂的“口粮”也被摊薄了。

产能过剩反而逼出了技术内卷。

北京市昌平区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采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炉排炉技术，热效率较十年前抬升四成，炉膛稳定运行在接近1000摄氏度的区间，二噁英排放浓度被压到欧盟限值的十分之一。

西咸北控自己研发的那套自动化燃烧控制系统更有意思，它能顺着垃圾成分的实时变化，自动调节炉排移动速度和送风量，热效率稳稳保持在85%以上。

就这一项，每年可以多发电1500万千瓦时，折合节约标煤1220吨。

炉膛的“胃口”也在被重新设计。

西咸北控的卸料平台已经不只接收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送来的污泥、园林修剪下来的绿化废料都能一起进炉，自主研发的协同处置技术把污泥掺烧比例提到了40%左右，是行业常规认知的四倍。

烧完之后的炉渣也没被当作废料处置，其中的有色金属被提取出来做再生材料，剩下的骨料进入环保砖、环保砂的生产线，循环经济的闭环就这样一节节合上了。

北京安定循环经济园区把垃圾焚烧、医疗废物处置、餐厨垃圾处理拧成了一条产业链，深圳一家焚烧厂则干脆改造成了对公众开放的环保教育基地，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万人次。

阿苏卫厂区外的道路边立着一块电子大屏，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噁英的实时排放数据滚动跳动，谁路过都能看见。

想让一座焚烧厂变成好邻居，技术只是其中一半答案，另外一半是把数据彻底摊开来给公众看。

浙能锦江环境2024年年报里披露，公司垃圾处置能力已经做到44405吨/日，装机容量921MW，境内外在建项目7个、筹建项目13个，所有项目满产后处理能力将突破59000吨/日。

康恒环境相关负责人把中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归纳成四条，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适应性更强、产业链更齐，这几项组合在一块，正是欧美日老牌设备商短时间内难以同时拿齐的筹码。

国内赛道挤到这个程度，出海就不再是选修课，而成了行业的必答题。

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达到79个，覆盖范围延伸到了全球六大洲。

有机构估算，仅垃圾处理设备一项，中国出口额有望突破50亿美元大关。

2025年11月19日，一则交易公告在业内激起不小的水花。

高能环境发布消息，其控股孙公司北大年府清洁合资企业，正式收到泰国北大年府亚穆乡行政办公室出具的中标通知，承接当地日处理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预计不超过19.5亿泰铢，折合人民币约4.27亿元，采用炉排式垃圾焚烧炉技术，配套一整套合规污染治理体系。

这是高能环境推进“出海”战略以来斩获的首个海外垃圾焚烧发电订单，也被外界视作中国民营环保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的新路标。

同一家企业披露的另一组数据同样值得留意，截至2025年公司在国内已建设运营十余座行业标杆级焚烧发电厂，年处理生活垃圾近400万吨，年发电量超13亿千瓦时。

更关键的是，依据生态环境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的记录，该公司是2024年度全行业运营效率较高的企业之一。

拿着这样的运营履历去海外投标，底气自然比空口承诺硬得多。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这些年也没闲着。

公司主编了《生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等六项国家和行业核心标准，拥有两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技术与装备累计应用于375条焚烧线，日处理生活垃圾规模超20万吨。

其技术和设备已经进入印度、泰国、巴西等多个国家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重庆本部运行的焚烧厂烟气排放值长期保持在欧盟标准十分之一的水平。

三峰方面介绍过一条内部守则，对外提供的环保排放限值通常严于项目所在地的现行要求，这一条让他们在很多竞标中直接把老牌对手比了下去。

康恒环境在海外的打法略有不同，更侧重与当地政府绑定长期特许经营协议，把设备、工程、运维整体打包。

东南亚市场之外，中亚、南亚、拉美也陆续出现中国焚烧厂的身影。

在越南、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匈牙利等国的新建项目中，中国制造的炉排、锅炉、烟气净化岛和控制系统正逐步成为主力配置。

出口的不仅是硬件，还有一整套中国标准和运营规程。

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3亿吨，收转运体系仍在逐步铺开当中。

广西防城港依托“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闭环模式，把近40万人的生活垃圾纳入规范化处理轨道，这套做法后来被多个南方省份借鉴推广。

2025年，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北桥村完成了一轮针对鱼塘周边垃圾的集中整治，设置规范化投放点、定点清运，水质检测结果恢复到了符合国家水产养殖标准的区间，困扰当地渔户多年的鱼类死亡问题随之平息。

城乡协同一旦完整织密，焚烧厂的“口粮”缺口会被逐步填回去，这是行业内对未来几年负荷率回升的主要底气来源。

一条产业跃迁线并不复杂，背后是四十余年持续的技术迭代、政策定力与资本耐心。

西方媒体口中的“可怕”，并非真的在于垃圾本身，而在于中国把一个所有现代化国家都绕不开的难题，用自己的技术、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供应链系统地解决掉，然后再把这套方案打包输出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当一个国家连垃圾都能大规模转换成电力、热力和建筑骨料，还能把炉子卖到别国的港口与新城里去，这件事情所传递的产业信号，比表面上的清运数字要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