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上海一处机关门前,陈再发和同乡拎着一只牛皮袋,站在警卫面前说明来意。两人衣着朴素,没有介绍信,也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凭据,警卫自然不敢放行。
陈再发急得直跺脚,忽然冲着门卫喊道:“你就说,苏北盐城的陈大冒子带着猪蹄来了!”
这句话传进去不久,秘书便打来电话,请他们进门。一个乡下搬运工,凭什么让守卫立刻改变态度?关键就在“陈大冒子”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一段战争年代的患难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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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盐城抗大五分校附近,年轻的炊事员陈再发跳进冰冷池塘摸鱼。他动作麻利,不到两个小时便捉了五十斤。陈毅当时到学校检查工作,正好看见这一幕,对这个不怕苦、力气大、性格直爽的小伙子留下了印象。
陈再发出身贫寒,父母早亡,年少时连固定住处都没有。新四军进入盐城后,他参加了队伍。这个人文化不高,却能吃苦,肩膀上扛得起重物,走起路来脚下生风。
盐城当地人夹在南北方同志之间,既不像北方人,也不像江南人。大家开玩笑,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陈大冒子”。名字听着土,却很快在军部传开了。
1941年5月,陈再发调到新四军军部,负责采购和挑运。行军转移时,他常常挑着装有文件、书籍的箱子,夜里连续走几十里。那些文件并非普通物件,而是部队联络、部署和指挥的重要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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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转移途中,他还要照看陈毅和张茜年幼的孩子。张茜担心孩子安全,陈毅却提醒,军部文件同样不能有失。陈再发当即答道:“只要我陈大冒子还在,文件和小把戏就不会丢。”
这句话听起来朴实,却说明了他在队伍中的位置。他不是作战指挥员,却承担着极为具体的责任。过河、夜行、穿越封锁线,肩上的担子一天天加重,孩子和文件都要护住,半点马虎不得。
1945年,新四军军部向山东转移时,陈再发肩上的东西更多了。除了文件和书籍,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长途跋涉中,他很少抱怨,饿了就想办法找东西吃,累了也只是歇一会儿,随后继续赶路。
不过,这位老兵并非没有缺点。战争年代,他曾因参与不合规的牌局受到陈毅严厉批评,并被关了三天。陈毅没有因为他力气大、出过苦劳就迁就,反而指出,革命队伍讲纪律,老同志更要约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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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发记住了这次教训,却没有立刻改掉花钱无度的毛病。全国解放后,他复员回到盐城。地方上考虑到他文化有限,工作安排一度犯难,他便说:“我过去就是挑东西,回来了,还是让我挑吧。”
区里的干部让他试挑重物。陈再发扛起两百多斤大米,一口气走出一里地,搬运工这个岗位就这样定了下来。只是生活并不宽裕,他成家后收入有限,又管不住花钱,日子过得紧巴。
休息时,他常给工友讲起陈毅和行军岁月。有人相信,也有人觉得一个穷搬运工不可能认识大名鼎鼎的将领。一次争执后,陈再发拍着胸口说:“不信就跟我去找陈军长。”
1954年夏,他带着一名同乡赶往上海。临行前,两人琢磨带什么礼物,陈再发想起陈毅在战争年代爱吃猪蹄,便买了四只装进牛皮袋。同乡嫌这礼物寒碜,他却坚持带上。
见面后,陈毅一眼认出了他。听说猪蹄是专门带来的,陈毅笑着让张茜交给炊事员处理,还打趣说:“你陈大冒子的手艺,我可是记得的。”
饭桌上,陈毅询问他的工作和生活。陈再发没有遮掩,把日子过得困难、曾经乱花钱的事都说了。陈毅听完,既关心他的处境,也再次批评他不能靠过去的功劳自我宽解,更不能让坏习惯拖累家庭。
临别时,陈毅拿出一个月工资中的大部分,张茜也拿出五十元,嘱咐他回乡后把钱用在生活上。陈毅还当着同乡的面,说明陈再发在战争年代挑运文件、照看孩子的经历,替这位老部下证明了清白。
这次谈话以后,陈再发收敛了许多。他把钱用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上,后来当地为他解决住房,又配了炊具。1979年,他仍在盐城从事搬运工作,逢人提起陈毅,常说自己当年若没有首长管教,恐怕早已把日子过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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