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太行根据地，八路军第129师一处军政会议刚结束，皮定均便接到刘伯承的电话。听筒那头没有寒暄，只有一句劈头盖脸的询问：“那个日本俘虏，是你亲自抓来的？”
皮定均一愣。抓到日军俘虏，本是战果，怎么反倒惹得师长动了怒？他如实回答：“是我带人抓的。”
话音刚落，刘伯承的语气更严厉了：“司令员不当了，去当侦察排长吧！”电话随即挂断。皮定均握着听筒，脸上的得意很快消失，他明白，问题不在俘虏，而在自己又一次把指挥员的职责抛到了脑后。
皮定均1914年出生，少年时期便参加革命。1936年，他在红军大学担任教官时，曾主持军事演习。那次演习中，他只顾催促部队向前冲，对地形和天气变化考虑不足，结果准备仓促，受到批评。
这件事给他的教训并不算小，却没有立即改掉他的急性子。抗日战争开始后，皮定均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特务团团长。名义上是团，实际兵力并不充足，面对的却是装备精良、行动迅速的日军。
有一次，部队奉命前往武安一带作战。侦察得知，数百名日军正在河南店附近休整。连日大雨使敌军戒备松弛，皮定均判断这是突袭机会，立即组织部队趁夜出动。
战斗来得突然。日军尚未完全做好准备，八路军已经从多个方向压上。皮定均又在外围布置兵力，堵住敌军退路。突袭取得成功，但这类胜利也让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急于求成的毛病由此被掩盖了。
刘伯承看得很清楚。皮定均敢打、能打，临机处置也快，可一名基层战将和一名军区指挥员，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前者可以冲在前面，后者必须把整个区域、部队和后路都装进心里。
皮定均担任军区司令员后，有一次快马赶往师部。两地相距约四十五公里，抵达后，刘伯承没有问他路上辛不辛苦，只问：“沿途的山、河和道路，你看清了吗？”
皮定均答不上来。他一路想着赶路，确实没有认真观察。刘伯承随即指出，司令员若连辖区地形都不熟悉，部队遇到伏击时便无法判断退路，更谈不上临机指挥。
“回去时，把沿途地形重新看一遍。”刘伯承说。
皮定均没有争辩。返程途中，他放慢速度，逐处查看道路、村庄、河沟和山口，天黑了便停下，第二天继续勘察。这次挨批，改变了他的作战习惯，也让他懂得，勇敢不能代替准备。
可他的胆子仍然很大。为了掌握武安城内的敌情，他曾换上便装，骑着毛驴进入日伪控制区域，观察城门、街道和兵力分布。完成侦察后，他设法离开，带回了重要情报。刘伯承得知后依旧恼火，认为司令员亲自冒险进入敌占区，哪怕成功，也不应成为常规做法。
抓捕日本俘虏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部队中有人感慨，活捉日本兵很难，皮定均听后动了念头。他把自己伪装成被押解的八路军，让部下扮作伪军，靠近一处日军岗哨，趁对方放松警惕，将一名日军军官制服带走。
俘虏押回后，皮定均颇为得意，立即命人送往师部，还特意说明是自己亲自抓获。刘伯承听完，怒气再次上来：“你是司令员，不是普通侦察员。这样的行动，出了意外，谁来指挥部队？”
皮定均赶紧认错：“师长，我记住了。”
这一次，刘伯承的批评并非否定他的战斗精神，而是要求他学会克制。指挥员的价值，不只在于敢冲，更在于让部队少付代价、让行动有周密退路。皮定均后来逐渐把个人勇猛放到整体部署之中，作战风格也由冒险突进转向灵活机动。
1946年中原突围时，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承担牵制任务。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他没有简单硬闯，而是利用熟悉的地形制造假象，白天示形，夜间转移，反复调动追兵，为主力部队西进争取时间。
这支后来被称作“皮旅”的部队，在连续作战中穿行于山地、河谷和村镇之间，经历多次战斗，最终保存了相当力量，完成了牵制与突围任务。那时的皮定均，已经不是只凭一股猛劲作战的年轻军官。
1955年授衔时，皮定均原拟授少将。毛泽东看到名单后作出批示：“定钧有功，由少晋中。”一场电话里的严厉训斥，经过多年战场实践，变成了指挥员必须具备的自我约束。俘虏被押到师部的那一天，皮定均挨的是一顿骂；此后许多战斗里，他留下的却是更谨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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