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美国大学校园里有一个长期存在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现象：兄弟会举办的派对上，性侵发生率远高于其他任何社交场合。芝加哥大学附近最近发生的一起案件，把这个问题又一次推到了公众面前。
一名21岁女子在AEPi兄弟会住所的浴室里遭到性侵，门外站着一群男人，没有人出手制止，反而起哄欢呼。直到受害者的朋友追出去撞见巡逻警察，案件才被曝光。
很多人愤怒于门外那群人的冷漠。但冷漠只是表象，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群体行为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的规模。康奈尔大学2025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参加兄弟会或姐妹会的女生，在校期间经历非自愿性接触的比例是52%；不参加的女生，这个数字是29%。
差距接近一倍。调查还发现，20%的性侵事件直接发生在兄弟会宿舍或附属房屋里。
兄弟会不是偶尔出事的场所，它是校园性侵发生率最高的单一场景。这个判断有数据支撑，不是印象。
为什么兄弟会会成为性侵的高发地带？
核心原因在于它的组织形态。
兄弟会从设计之初就是一个高度排他、内部抱团、对外封闭的男性空间。新成员要经过入会仪式才能加入，入会仪式本身就包含对服从性的考验。这种结构制造了一种强烈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内部是兄弟，外部是可以被消遣的对象。
在这种文化里，女性很容易被物化。派对被办成猎艳场，女生的到来被当成机会，酒精和药物被用作降低反抗的工具。
更关键的是，兄弟会内部有一种默契：出了事，大家抱团，包庇自己人。
康奈尔大学的案子是这套逻辑最赤裸的呈现。
2024年10月，一名20岁女生在Chi Phi兄弟会会所被灌酒、下药，遭到七名成员性侵。案发时兄弟会群聊里有人发消息说楼上有个女人谁都可以上。
事后七个人里只有两个被开除，剩下五个写了反思报告就没事了。受害女生被迫退学，侵害她的人还在校园里正常上课。
为什么追责这么难？
这跟美国法律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有关。Title IX是联邦法律中禁止教育机构性别歧视的核心条款，但它明确规定不适用于社交兄弟会和姐妹会的会员实践。兄弟会作为社交组织，在很多情况下不直接受联邦反歧视法规的约束。
纽约州的法律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漏洞。如果受害者是自愿饮酒或使用毒品后失去行为能力，法律没有明确认定这种状态下无法做出有效的性同意。只有当酒精或毒品是被他人未经同意施用的时候，才构成精神失能。
这意味着受害者如果自己喝了酒，检方就很难证明她当时处于法律意义上的无法同意状态。
康奈尔案里，女生被灌酒又被强迫服用氯胺酮，但因为部分行为是她自己摄入了酒精，检方就卡住了。
直到2026年9月案件重启调查，纽约州州长才公开承认法律有漏洞，要推动修法。两年的时间差，七个人的追责，一个女生的退学。法律漏洞的代价，从来不是由漏洞本身承担的。
再来看门外那群人为什么在欢呼。
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叫旁观者效应，核心发现是在场的人越多，每个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反而越低，因为责任被稀释了。但兄弟会的情况比一般的旁观者效应更复杂。
一项针对912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希腊系统成员比非成员更倾向于接受强奸迷思，而且他们的旁观者效能感显著低于非成员。
旁观者效能感的意思是：我如果站出来干预，有没有信心能改变结果。效能感低，意味着这些人即使在内心觉得不对，也倾向于认为管不了、别人会管、管了也没用。
但兄弟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文化不是鼓励沉默，而是鼓励起哄。起哄是一种参与式旁观。站在门外欢呼的人，不是在消极地不作为，而是在积极地加入。他们通过声音和态度，把一个性侵现场变成了一场集体表演。
受害者被侵犯的同时，还要承受门外那群人的注视和嘲笑。这种心理伤害的深度，不比身体暴力本身轻。
芝加哥大学这起案子里，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
那扇浴室门外站着几个人，他们是谁，会不会被追究责任，都是未知数。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兄弟会的文化不改变，如果法律漏洞不补上，这群人不会是最后一群站在门外起哄的人。
康奈尔宣布在本学年剩余时间内禁止所有兄弟会派对，违反禁令的兄弟会将立即被紧急停学。这个决定本身说明，学校已经意识到问题出在系统层面，而不是某几个人的道德败坏。但禁令只是暂停。
真正需要改变的东西，比一场派对要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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