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河南省政府招待所内,一位负责人翻看当天报纸时,被一则寻人启事吸引了目光。照片中的年轻人虽然比记忆里更瘦削,也更有精神,可那张脸,他并不陌生。
照片下方写着“雷保森”三个字。
负责人放下报纸,立刻想到了招待所里的那位清洁工。大家平时都叫他“老雷”,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全名,更没人想到,这个身体虚弱、走路略显迟缓的人,竟与报纸上那张照片有关。
一年多前,雷保森来到招待所求职。他穿着朴素,身上还留有伤病,整个人显得十分虚弱。面对负责人询问,他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只说:“能给口饭吃,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就行。”
得知雷保森还要照料两位年迈老人,负责人便把他留了下来。清洁工的工作并不轻松,扫地、挑水、清理杂物,都需要耗费体力。雷保森干得慢,却从不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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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看他吃力,常常主动搭把手。他却总是笑着拒绝:“大家拿一样的工钱,我不能少干。”
这句话,招待所里的人听过不少次。久而久之,大家只把他当成一个老实本分的工友,没人再追问他身上的伤从何而来。雷保森也很少谈过去,别人问得多了,他便含糊带过。
可这张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寻人启事,让负责人意识到,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能够刊登在全国性报纸上的寻人消息,绝不会只是普通的走失人员。
他拿着报纸找到雷保森,指着照片问:“这上面的人,是你吗?”
雷保森看了一眼,沉默片刻,点头说:“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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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又问:“李耀文政委找的是第26军战士雷保森,你以前当过兵?”
这一次,雷保森没有再回避。他讲起了那段尘封已久的经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雷保森随部队入朝作战,参加过第二次战役和第三次战役。1951年初,战局进入艰苦阶段。志愿军缺少重武器,制空权掌握在对手一方,部队常常依靠夜间行动完成机动,阵地防守尤其困难。
1951年3月27日,第四次战役仍在激烈进行。美军以坦克配合步兵,向七峰山一带阵地发起进攻。雷保森当时带领9名战士坚守299高地,手中只有一枚火箭弹和十几枚反坦克手榴弹。
兵力和装备都不占优势,硬拼显然不利。雷保森观察敌情后发现,美军坦克推进过快,后面的步兵逐渐被甩开。前方有一段狭窄地形,若能让一辆坦克停在那里,后续车辆便会被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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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急着开火,而是等到最前面的坦克进入狭窄处,才命令发射火箭弹。坦克履带被击断,车身横在道路中央,后面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随即被迫停下。几名战士趁机冲出,用反坦克手榴弹连续攻击。
这场战斗中,雷保森带人抓住短暂机会,破坏了多辆敌军坦克和装甲车辆。等步兵赶到时,他们已经撤离原阵地。对一个装备简陋的小分队而言,这样的战果并非偶然,而是靠判断、胆量和极强的临场指挥换来的。
随后,雷保森又奉命进入主要阵地阻击敌军。敌方火力集中覆盖,战斗很快变得惨烈。9名战士中有7人牺牲,阵地上的弹药也所剩无几。
突围无望时,雷保森决定掩护两名战士撤走。他独自开火吸引敌人,边打边退,把追击者引向另一侧。退到悬崖附近后,他不愿被俘,纵身跳了下去。
这一跳没有夺走他的性命。当地朝鲜百姓发现他后,将他送往野战医院。伤势稳定后,他又和其他重伤员一道被送回国内治疗。身体虽然保住了,战斗留下的伤病却使他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雷保森没有回原部队。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继续冲锋陷阵,回去只会增加部队负担,于是回到家乡,隐去身份,在招待所做清洁工,同时照料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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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知道,那两名突围战士早已把战场上的经过报告上级。部队一直在寻找这位失踪的战友。第26军政委李耀文始终认为,找不到遗体,就不能认定雷保森已经牺牲。多年寻找无果后,部队才想到通过报纸刊登寻人启事。
报纸送到招待所,尘封的身份终于被揭开。负责人上报情况后,李耀文立即派人接雷保森归队。重逢时,老政委既激动又惋惜,问他:“既然活着,为什么不回来?”
雷保森回答得很直接:“我不能打仗了,回去也没用。”
李耀文告诉他,不能再上前线,并不等于失去军人的荣誉。部队可以为他办理退伍,也会落实战斗英雄应有的待遇。经过安排,雷保森的家庭困难得到解决,他也重新回到部队工作。
这位曾经默默扫地的“老雷”,原来是战场上以少量武器阻击敌军装甲力量的特等功臣。1957年,他受邀前往天安门观礼,并受到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接见。那张报纸,不仅找回了一个失踪多年的战士,也让一段险些被岁月掩埋的战斗经历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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