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大别山明清方志中的“琴”字记载考述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本文以明清豫南地方志为核心史料，对该区域古籍中关于“琴”的记载进行系统梳理与考述。研究表明，豫南明清方志中的“琴”在文庙祭器、文人书写与地理空间三个维度中，分别承担着礼制符号、精神寄托与地方记忆的不同功能。三重面貌共同体现着：方志中的“琴”并不是对本地琴人传统的直接记录，而是国家礼制与士大夫文化在地方文本中的投影。

关键词：豫南大别山；方志；琴；礼制之器；寄情之物；记忆之符

豫南大别山区域地处大别山北麓，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该区域琴史文献的专门研究较少，相关史料散见于方志、诗文之中，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与考察。本文的核心问题由此产生，豫南明清方志中关于“琴”的记载究竟呈现怎样的面貌？“琴”在不同性质的文本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又共同参与了何种地方文化建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考察以方志及古籍中与“琴”相关的散见记载为限。

一、文庙祭器中的“琴”

明清文庙释奠礼的乐器配置，在《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国家典制中有明确规定。以此为制度背景，考察豫南各州县方志的“典礼”或“学校”卷，可以发现“琴”与“瑟”作为丝类乐器的代表，始终以稳定的并列关系出现于祭器与乐器清单之中。《汝宁府志》卷四载“琴二张，瑟一张”，《光州志》卷三十七载“琴二张，瑟一”，《信阳州志》卷四载“琴二张，瑟二张”，《固始县志》卷八载“琴二张，瑟二张”，《商城县志》卷五载“琴二，瑟二”，《息县志》卷一载“丝音则有琴瑟”，其中《汝宁府志》所辖范围包含信阳州及罗山等县，其祭器记载可以反映府学配置，附此作为参照。

由此，有具体数字记载的志书中“琴”的数量均为两张，“瑟”的数量或一或二。据《明史·乐志》所载，明代府学释奠礼用琴六张、瑟二张，州学用琴四张、瑟二张，县学用琴二张、瑟二张。豫南各州县方志中，《光州志》（州学）载琴二瑟一，低于州学规定；《汝宁府志》（府学）载琴二瑟二，低于府学规定；《固始县志》《商城县志》等县学志书载琴二瑟二，与县学规定相符。数字或有出入，琴瑟的并列关系则一以贯之。需要说明的是，地方志“祭器”项下所载器物，其功能可能包含实际演奏用器与仪仗陈设两类，数字未必能精确反映演奏实况，但无论其为实用乐器还是仪式陈设，琴瑟始终并列出现这一事实，已足以说明二者在礼制象征体系中的配套关系。上述配置方式在河南省内其他方志中亦可见到，如《南阳县志·祠祀志》载“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二，瑟二，笛二，排箫二······”《新乡县志》卷十二载《修补祭乐器记》中同样琴瑟并置，说明这是明清河南文庙祭器记载的普遍现象。

这一配置方式的制度渊源，可追溯至明清国家礼制中琴瑟配套的雅乐规范。《大明会典》卷四十三载朝贺中和韶乐：“麾一，箫十二，笙十二，排箫四，横笛十二，埙四，篪四，琴十，瑟四，编钟二，编磬二······”卷七十三载大宴侑食乐：“麾一，箫四，笙四，笛四，埙二，箎二，排箫二，琴四，瑟二，编钟一，编磬一······”卷五十六载王国宗庙乐器：“钟、磬各一，瑟二，琴八，埙、箎、箫、笛各二······”卷一百一十载赏赐朝鲜国乐器：“又赐编钟、编磬各十六，瑟、笙各二，琴、箫倍之。”（即琴四张、瑟二张）清代《钦定大清会典》载坛庙中和韶乐用“琴十，瑟四”，殿庭用“琴四，瑟二”，同书另载乐谱编制中“琴为一谱，瑟为一谱”，说明琴瑟在声部功能上各有独立定位。自明至清，中和韶乐中琴瑟配套、琴数多于瑟数的配置方式保持稳定。查阅豫南方志祭器清单，琴瑟的稳定并列呼应了这一国家礼制中的雅乐规范，方志所载实质上是明清国家礼乐制度在地方文献中的文本投射。

要探讨方志祭器清单中“琴”的文献属性，可借用礼制中“祭器”与“明器”的功能区分作为参照。在传统礼学分类中，“祭器”服务于生人祭祀仪典，“明器”则专为陪葬而设，如《礼记·檀弓下》所言“琴瑟张而不平”，即指明器刻意保留功能上的缺陷。豫南方志中的“琴”出自“典礼”或“学校”卷，属于文庙释奠礼的陈设记录，在文献属性上当属“祭器”范畴，是礼制符号而非对实际演奏的记录。这一属性界定，是理解下文“琴”在文人与地名维度中衍生出其他功能的前提。

二、文人笔下的“琴”

与祭器清单的仪式性记载不同，方志人物传记 与艺文志中的“琴”，更多指向文人的精神世界。在豫南方志的“隐逸传”中，“琴书自娱”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表述。《光州志》卷六十一载东汉郑敬：“蓬庐荜门，琴书自娱，清志高尚。光武公车征不行。”物质生活的简陋与精神生活的自足形成对照，“琴”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同样的写法也见于其他 方志。《汝宁府志》卷十二载傅振声：“搆河上草亭，琴书自娱。”在笔者翻阅的豫南各州县方志“隐逸传”中，涉及“琴”的记载共六处，“琴书自娱”的出 现并非偶然，而似为方志书写的一种惯例，“琴”与“书”并列，共同构成隐士日常生活的标志。

在“名宦传”中，“鸣琴而治”同样频繁出现。《唐县志》卷六载元代王政“鸣琴而治，晏若无事”。此典出自《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后世用以称颂地方官治理有方、不劳而治。《光州志》卷八载陈落职后留居光州：“卜居郝司马故宅，扁曰信美楼。扃户谢客，以琴书自娱。”此处，“琴”出现在一位曾任职地方官员的去官生活记载中，说明“琴”所承载的精神寄托功能同样适用于去官退隐的官员群体。

豫南方志的艺文志中亦保存了涉及“琴”的诗歌，这些诗歌中的“琴”多为意象化的存在。如韩维《南阳集》卷一《览梅圣俞诗编》：“譬如巧琴师，哀弹发丝桐。中有冲淡意，要以心志穷。”此处“琴”并非实指某次演奏，诗中借琴声表达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同卷《答江邻几》：“援琴写其声，世事皆蔑如。”“援琴”在此处也不是对弹琴动作的记录，而是“蔑如世事”态度的象征性表达。这些诗句中的“琴”已超越具体乐器，成为“冲淡”“蔑如世事”之人生态度的象征。《光州志》附余卷八载马祖常诗：“鼓琴仙度曲，种杏客传书。”同卷载胡演诗：“岸帻琴书凝暮霭，当杯荷芰乱秋风。”《汝宁府志》卷十五下载张同朝诗：“卷帘不书琴尊兴，落日胡床啸晚风。”这些诗句中的“琴”往往与“书”“酒”“鹤”“松”等 意象并置，共同营造“雅士生活”的整体氛围，较少记录具体的演奏技巧、曲目或琴人交往，多将“琴”作为隐逸生活的标识来书写。

无论是“琴书自娱”“鸣琴而治”，还是艺文诗歌中的琴意象，其表述方式均与全国通行的士大夫书写范式高度雷同。这一现象并非表明豫南缺乏本土琴人传统，恰恰说明明清地方志的人物书写深受士大夫文化的浸润。方志编纂者使用这些通行的书写方式，将本地人物塑造为符合士人理想形象的典范。“琴”在此首先是“寄情之物”，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地方文本借助这一全国性符号来构建本土的人文叙事。

三、地名中的“琴”

豫南方志中还有将“琴”放置于地理空间的一类记载。《光州志》卷六《水志》载：“县东明湾里有琴邱村，即古琴台。”《息县志》卷二载：“琴邱村，县东明湾里，今废。”两条记载都指向同一地名——位于息县东部（明清属光州管辖）的“琴邱村”，亦称“琴台”。“今废”二字表明，该地名在方志编纂时已不再作为实际聚落使用，但编纂者仍认为值得记录。“邱”为地名常用字，息县“琴邱村”的名称由来，方志中未作解释，其与“琴”的关联渊源不详。

但纵观全国多地，皆存在“琴台”地名，如武汉汉阳琴台（伯牙、子期传说）、山东单县琴台（宓子贱传说）等，说明“琴”已成为一种跨地域的文化命名资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汉阳大别山（今龟山）琴台与本文所论的豫南大别山并非同一山脉——前者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属江汉平原的独立山体；后者属于大别山脉主体。二者虽共享“大别山”之名，但在地理上分属不同单元，在文化上亦无直接的琴事关联。本文提及汉阳大别山琴台，是为说明“大别山”作为地名本身所承载的琴文化想象，并非暗示两地之间存在琴事传承关系。与各地附会了完整传说的琴台不同，息县琴台在方志中仅记位置与名称，未附会任何具体的人物或传说。《光州志》称“即古琴台”，暗示了该地名在修纂时已有一定渊源，却未予详述。这一“空白”恰恰耐人寻味：一个“没有故事”的琴台，为何值得方志收录？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琴台”本身就是一个携带着文化价值的符号。即便具体的传说已然湮灭，地名本身仍足以产生意义。方志编纂者将其收录并称之为“古琴台”，表明编纂者认为这一地名具有记录价值。在全国多地存在“琴台”地名的背景下，息县“琴台”的收录，客观上使这一本地地名进入了“琴台”这一跨地域的文化地名谱系。地名作为“记忆之符”，其特点在于：它不依赖具体的制度规定，也不依赖完整的传说叙事，仅凭地名自身所携带的文化联想，便足以将“琴”的意义锚定于具体的物理空间。

四、结语

本文对豫南大别山明清方志中“琴”字记载的梳理表明，这一看似微末的字眼，实则从三个不同维度参与了地方文献的书写。在制度层面，文庙祭器清单中琴与瑟的稳定并存，是国家礼制在地方社会的文本投射。这种记载的整齐划一，体现了地方对中央礼乐秩序的遵从。但方志所载数字与中央规定之间的落差提示我们，地方志的记载并非中央制度的机械抄录，而是经过因地制宜的简化与变通。在精神层面，方志的人物书写与艺文创作使用“琴书自娱”“鸣琴而治”等通行的书写方式，将本地人物塑造为符合士人理想形象的典范。在空间层面，“琴台”等地名将无形的文化想象锚定于具体的物理空间，使之成为可以被持续指认和书写的“记忆之符”。息县琴台“无传说却被记载”的个案表明，地名本身即足以产生文化意义。

综观上述三重面貌，豫南方志中的“琴”并不是对本地琴人传统的直接记录，而是国家礼制与士大夫文化在地方文本中的投影。这一投影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地方社会主动选择、简化与改造的结果——低于规定的祭器数量、对通行书写方式的沿用、对“空白”地名的收录，方志编纂者在礼制规范与地方实际之间进行了微妙调适。通过对“琴”这一符号在方志中不同书写方式的考述，我们可以看到边缘地域如何借助官修文本来吸纳和呈现全国性文化符号，由此为理解明清地方文献的文化机制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此外，近年来息县、信阳南湾湖等地在茶文化活动中融入了古琴元素，这一现象是否与方志所载“琴台”记忆存在隐性的文化关联，有待后续田野调查来揭示。

作者：刘佳蕾

来源：《名作欣赏》2026年第29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郑雨晴

审订：宋柄燃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