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伟：数据究竟在何种法理学意义上成为资源？

来源 | 真理与权力：信息资本主义的法律建构

译者 | 林少伟，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对于置身于这个时代的普通人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直观的投射，或许并非宏大的世界格局更迭或政治经济激荡，而首先是润物无声的技术之变。那些唾手可得的技术便利，正全方位地重塑着我们的微末日常。一次惯常的检索、一笔即时的支付、一段被默默记录的行程，乃至一条不知从何而来的智能推荐，这些微碎到不值一提的日常行为，正源源不断地汇入波澜壮阔的信息洪流之中。数据在此被采集、整理、对齐、定价，并在截然不同的场景中被反复剥削与利用。技术看似向人类让渡了无尽的便利，但其底层实则悄然构筑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秩序：谁有权采集信息？谁有权处理数据？谁能决定信息的流向？而最终又由谁来承载由此衍生的风险与责任？正是在这些看似平淡的追问中，法律穿越了传统的边界，直接步入了数字时代的核心腹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往往带着几分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去想象互联网。开放、共享、自由、平等，几乎构成了早期网络叙事的全部底色。互联网曾被寄予厚望，被视为打破旧有等级与权力结构的利器，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信息能够自由流动，便会自然通往充分的表达与广泛的民主参与。即便在平台资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高歌猛进的今天，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依然不时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仿佛技术自身的线性向前便能自动松动制度的沉疴，算法的精准化治理便能替代复杂的制度建构。

然而，冷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这种数字幻象。网络空间并未天然地滋养出自由平等的公共领域，数据也从未始终安分地停留在公有知识资源的位置上。相反，信息的采集、排序、推荐、屏蔽与圈占，正在凝结为新型的权力布置方式。平台已不再仅仅是促成交易与交流的中介，而是日益异化为组织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乃至公共表达的数字基础设施；算法亦不再是单纯提高效率的工具，它正以分类、预测和隐蔽引导的方式深度剪裁着人类的选择。数字技术在赐予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改写了权力的微观形态，剧烈地调适着个人、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多维关系。

朱莉·科恩教授的《真理与权力之间：信息资本主义的法律建构》，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沉重展开的。它试图深入的讨论一个本质且深刻的命题：在信息资本主义的成型与扩张过程中，法律制度本身经历了怎样的结构性转型？ 技术、资本、市场与治理逻辑的系统性巨变，又是如何反过来重新重塑法律的？

这一强烈的问题意识，构成了本书最振聋发聩的学术贡献。在讨论数字时代的法律问题时，当下的主流研究往往不自觉地将现行法律制度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数据、平台、算法、代码视为有待法律规制的外部新对象，进而陷入了“旧瓶装新酒”式的教义学修补中。此类研究固然有其绵密之功，但若止步于此，便极易遮蔽一个更为隐蔽且惊心动魄的过程：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信息资本主义赖以催生的合谋者。数据之所以能够被大规模开采利用，平台之所以能取得重要的支配地位，知识、注意力、行为轨迹与身份特征之所以能被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可占有、可交易、可预测的资本形态，完全离不开法律所提供的底层权利重构。那座我们误以为纯粹由代码与技术搭建起来的数字化大厦，其地基里真正浇筑的，恰恰是法律的制度水泥。

也正因如此，本书书名“真理与权力之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它既承接了批判理论中“向权力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传统，又深刻地警示我们切勿将法律、技术或信息本身过度浪漫化。代码并不天然捍卫真理，法律也并不天然等同于正义。代码可以开启自由的空间，亦能打造封闭的回路。法律同样如是，它既能成为约束权力的缰绳，也能成为为资本权力披上程序与正当性外衣的合法工具。代码与法律，实质上都无可遁逃地裹挟在真理与权力的永恒博弈之间。

通读全书，科恩教授展现了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理论雄心，其理论大厦主要奠基于两条交织演进、互为表里的逻辑主线之上。

首要线索在于对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理论在信息时代的批判性延伸。波兰尼曾深刻揭示工业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将劳动、土地与货币这三大生产要素拟制为商品，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解构。而在信息主义的发展范式下，科恩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三大要素的“去物质化”与“数据化”转向。它们退化为算法获利模式的底层投入品。在货币端，信息化与金融复杂性的叠加，催生出游离于传统主权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自动化交易算法与区块链底层平台，使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剩余价值榨取场域，并伴随着去现金化进程对非正式经济空间进行蚕食；在劳动端，泰勒主义的时间—动作分析演进为算法化的零工管理，传统的稳定雇佣关系解体，劳动者全面滑向自担成本却被内部化收益的“不稳固无产阶级（precariat）”，甚至连信息经济所依赖的重复性体力劳动（如数据扫描工、仓储搬运工）也在平台“去物质化”的话语策略中被制度性抹除；在土地端，不动产权益经由证券化与资产重组脱离了物质世界，资本为了规避地方不动产登记的交易成本与监管约束，合谋创设了私有化的“抵押贷款电子登记系统（Mortgage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System）”，这种私有化的制度创业不仅阻断了传统的权利链条，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更隐蔽地实现了公共资源向金融巨鳄的财富再分配。

另一条并行不悖且同样深刻的线索，则是引入霍菲尔德式法律关系分析工具，对平台权力与“生命政治公共领域”的表演性确权策略进行彻底解构。面对算法与数据对正式财产化表现出的顽强抵抗，资本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展开了极具进取性的法律创业。平台企业利用不可协商的标准化“使用条款协议”，在技术协议定义许可行为的算法中介环境中，不断重申并主张控制权。这种介于合同与财产之间的法律混合形态，在正式法律权利蓝图止步之处，将商业秘密及数据流事实上升格为排他性的专属财产，强行重构了“权利—义务”与“特权—无权”的霍菲尔德矩阵。更具批判性的是，本书揭示了“生命政治公共领域”这一观念背后的分配政治。正如洛克当年将原住民的北美土地虚构为可供自由占领的“无主之地”，现代信息巨头和数据经纪商亦将个人数据宇宙构拟为一片等待殖民的未知边疆。通过将个人数据打上“原始、自由可得”的标签，资本为其掠夺式的生物勘探（bioprospecting）行为确立了天然的合法性特权。这种数据提取不仅是对个体隐私的侵害，更是对人口群体进行描绘、分类与管理的生命政治学实践，构成了定向剩余攫取这一新型企业市场的基石。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的启示断不在于提供一套可供照单全收的制度方案。科恩教授主要以美国法律体系及其政治经济背景为分析对象，而中国的法律传统、治理结构、平台生态和数字经济路径，均有自身的来龙去脉和内在逻辑。因此，若将书中的具体判断生搬硬套于中国本土问题，不免流于削足适履。本书真正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促使我们穿透技术的浮表，打破各部门法之间壁垒森严的院墙，将技术架构、商业模式、资本组织、国家治理与法律概念置于同一幅政治经济学图景中加以统合理解。

这一视角对于我国当前的数字法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启发。近年来，我国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平台经济治理、算法推荐、深度合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密集的立法和监管实践。从规范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的部门规章，到全球首部生成式人工智能专门立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再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加注显隐标识的新规，这些制度回应体现了中国在数字时代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努力。然而，如果仅仅将这些变化理解为技术合规要求的提高或监管工具箱的扩容，仍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在这些制度变化背后，数据、平台和算法正在被赋予何种法律意义，形成何种权利结构，并导向何种责任分配。

当我们试着用科恩教授的理论视阈投向本土实践，许多晚近的重大制度变革便会显出别样的深意。2020年，数据被正式确立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2022年底《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印发，2023年10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数据要素顶层制度与统筹管理机构全面落地；2024年1月起，财政部数据资源会计新规实施，符合条件的数据资源正式纳入企业资产负债表规范核算；2025年，全国首例实质性运营的数据信托与首单数据资产证券化产品相继落地，数据要素完成从资源化、资产化到资本化的完整实践闭环。这一连串进展，若只当作普通的合规举措或金融创新来读，未免可惜。在科恩与波兰尼的视野里，这分明又是一桩“虚拟商品”的诞生史：继劳动、土地、货币之后，数据正经由法律之手被重新想象和重新赋权，化为可以占有、计量、交易乃至证券化的核心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之所以能够被计量、流通和利用，本身就离不开法律的分类、确认和底层安排。科恩教授的分析正是要提示我们：许多看似分散的制度变化，实际上正在共同塑造信息时代的权力与财产结构。

沿着这一视角，一系列触及法学根基的追问随之浮现：数据究竟在何种法理学意义上成为资源？平台权力应当如何被法律科学地识别，又如何受到有效约束？算法治理是单纯的技术合规问题，还是一种新的权力规制范式？个人信息保护能否长期依赖“告知—同意”这套早已不堪重负的旧框架？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和宪法性权利保障之间，又该如何跨越壁垒，形成更有效的制度协同？ 凡此种种，都很难依靠某一部门法的局部修补来化解，而需要置于数字政治经济与制度转型的整体宏阔背景中加以把握。这也正是本书反复提示并向我们发出理论召唤的地方。

本书还有一层提醒，对于中国读者同样重要：在数字时代谈法治，不能只问权力是否受到约束，还应追问权力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我们惯于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传统二元对立框架下理解法治；但在信息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平台企业、技术标准组织、数据处理者、算法系统乃至跨国治理机制，都已在事实上行使着某种具有准公共性质的支配性权力。这种权力常常不以显性的命令、强制或处罚方式出现，而是隐蔽地藏身于排序、推荐、屏蔽、默认设置、信用评分和风险画像之中。它未必要你俯首听命，却能默会地左右你看见什么、选择什么、相信什么以及如何行动。面对这种微观权力的弥散，传统法律概念与制度救济时常显得迟缓甚至失语。科恩教授的清醒分析，有助于我们重新辨认这些隐而不彰却影响深远的制度变化。

我国正在推进数字经济高水平发展，也在不断完善数字法治体系。“人工智能+”已写入国家规划，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意义有目共睹；可与此同时，权力的过度集中、责任的隐性稀释、个体的弱化和公共性的流失，亦是不容回避的时代暗流。法律的终极使命并不是去阻碍技术跃迁，而是让技术发展始终羁勒在可以被理解、被评价、被约束和被纠偏的制度框架之内。数字时代的法治，不只是要求企业合规、监管部门执法，更重要的是要把数据、平台和算法运行中形成的微观权力关系彻底纳入法律规范的评价体系，使其有边界、有责任，也有可寻的救济路径。

当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经济和数字治理越来越深地进入社会生活肌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勘定法律的位置。法律既不能退居技术身后亦步亦趋，也不能凌驾于技术规律之上盲目发号施令；它必须深度介入技术、资本与治理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之中，敏锐地识别新的权力结构，重建可靠的责任机制，并为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公共利益保留坚实的制度空间。科恩教授的这本书不提供轻松的答案，却提出了足够深刻的时代之问。对于正在奋力建设数字中国、推进数字法治并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学术界与实务界而言，这或许正是本书译至中文世界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科恩教授的论述针脚绵密、思想深沉，涉及的知识谱系较广，制度细节也较多。将这本书译介到汉语世界，既是一次深度学习，也是一次重新理解数字时代法律问题的过程。译文若有未能妥帖传达原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倘若本书能够帮助中文读者更清楚地理解信息资本主义及其法律建构，译者也就深感欣慰了。

是为序。

林少伟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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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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