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骊沣：去非洲卖菜，看见另一种可能

2023年，骊沣（左四）和同事们在肯尼亚农业创业公司的办公室里合影。（图/由被访者提供）

北京时间早上8点，在波士顿是前一天晚上8点，而在内罗毕刚过凌晨3点。骊沣坐在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告诉《新周刊》记者：“我还是更喜欢在非洲创业的生活。”

MBA课程开学才两周，她已被案例分析和会计表格轮番轰炸，教授一节课能点30个人回答问题，容不得半点松懈。原本每天要睡够8小时的她，现在睡不够5小时，累到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但真正让骊沣不习惯的，还不是学习的累。一个月前，她每天面对的还是番茄、洋葱、货车和菜市场。在内罗毕，这个时间她可能接到司机的电话，说运菜的货车陷进泥地；清晨又要赶去农贸市场，追着卖菜大妈打听：“今天怎么没买我们的番茄？”那种日子同样忙得不可开交，骊沣却说：“身体累，心里很兴奋。”

从中国到肯尼亚，从世界500强外企到互联网大厂，再到农业创业公司，如今又走进哈佛商学院，骊沣总在站稳一个看似不错的位置后，转身就冲向下一段旅程。工作的第一个10年让她明白，别人都说好的工作，未必适合自己。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厂？

骊沣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很符合传统意义上“好工作”的标准。

从浙江大学毕业后，骊沣顺利进入广州宝洁，每天忙着平衡工厂产能与市场需求。这家世界500强企业有完善的培训体系、成熟的方法论，以及处处彰显女性友好的办公氛围。骊沣的一位大学师姐怀孕时，身边同事会主动帮忙拿资料、分担工作。休完产假回公司上班的第9天，这位师姐还获得了晋升。

2022年，骊沣拿着滑板从杭州的互联网大厂离职。（图/由被访者提供）

但待了三年后，这套成熟体系渐渐满足不了骊沣的野心，让她觉得缺乏创造空间。“我不是一个性格安定的人。比起换城市、换工作，我更怕在一个安稳的工作环境里待到死。”

2020年，骊沣果断跳槽到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期待在快速崛起的线上业务中参与更多从0到1的创造。可还没收到新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她就遭受巨大冲击。加班到凌晨2点是常态，但与之相比，这里“如同饿狼疯狗”的氛围，更让她难以适应。

新公司的直属上司是一名女性，年过40岁，有孩子。这位领导会在开放办公区里当众骂下属“蠢猪”；也曾要求一名刚结婚的女同事承诺三年内不怀孕，否则绩效将被打到最低档——那意味着几乎拿不到年终奖，甚至可能被末位淘汰。

骊沣听到这些时，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震惊。“这种话，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吗？”可周围的同事对此习以为常，这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此前熟悉的那套规则，并不是所有职场的默认设置。

骊沣很快申请调组，成为团队里较早离开的人。她后来也在大厂待了快两年。回想起这段经历，她没有把问题简单归咎于“恶毒女领导”。在她看来，对方同样可能只是被一套体系塑造出来，再把压力向下传递。只不过这套和宝洁不同的体系，更强调竞争、绩效和权力。

“休完产假仍可晋升”和“生育计划要与绩效挂钩”，这两种职场文化的差异，促使她开启一段职业路径的探索。刚毕业时，她最向往的是升职加薪，比同龄人更早晋升为经理。进入大厂后，她开始带8人团队，也拿到过一笔大额年终奖。看着前所未有的奖金数字，骊沣的喜悦只持续了一天，转眼就被加班的疲惫盖过。

在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她找了一名人生教练，拆解人生的底层问题。如果升职、加薪、进入更大的公司都不是最终答案，那么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步步拆解下来，骊沣认定自己要找的工作，必须“既有持续的商业价值，又能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

2022年，28岁的骊沣从大厂裸辞。她抱着滑板站在公司的标志前挥手告别，开始gap year。她练出马甲线，去徒步、冲浪、参加铁人三项。年底，她躺在洱海边的“海景房”里，突然发现自己“玩够了”。

这一次，她不愿再随大流进入“为商业财报而运转的大公司”。这时，朋友给她转来一条招聘消息：“肯尼亚农业创业公司在招为期半年的实习生，冲不冲？”

去非洲卖菜，天大的馅饼

很多人听到“去非洲工作”，第一反应是非洲经济落后、条件艰苦，骊沣却充满期待。“（这机会）就像巨大的馅饼那样砸在我的头上。我一定要死死抓住，要不它就溜走了。”

这家肯尼亚农业公司名为FarmWorks，当时创业仅两年，却备受瞩目。公司与当地小农合作，提供优质种子和种植方法，再收购成熟农产品，经过分拣、运输，送进普通农贸市场和国际连锁商超。

这门生意不仅具备商业潜力，还能让农民增收、让菜贩获利，非洲工薪家庭也能由此买到更好的蔬菜。这是骊沣一直憧憬的事业。实习期结束后，她就立刻申请转正，负责肯尼亚国内从种植、运输到销售的整个链条。

刚接手，骊沣的电话就被打爆了。早上第一通电话在清晨5点，来自农贸市场，销售接到400斤烂菜不知如何处理；晚上最后一通电话在凌晨2点，来自被暴雨困住的村庄，运洋葱的货车半夜陷进泥地里，司机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花钱找拖拉机。

营收体量、盈利、现金流，好似三座压力大山矗立在骊沣面前，但每天的进账出账、每月的财务报表，也让她既紧张又兴奋，“在肯尼亚工作，路上困难重重，但充满挑战和乐趣”。

她还记得第一次开车去内罗毕周边的农村出差的经历：上午，西红柿的丰收让她上头，她兴奋得爬到货车上；到了中午，村里唯一的快餐摊又让她瞬间下头。“那锅里的油很黑，筷子伸进去一厘米就看不见了。”

吃饭还只是小事。更麻烦的是，当地没有一家靠谱的物流公司，无法在凌晨1点从仓库发货。豆角、西红柿等蔬果的货架周期只有短短72小时，但第三方物流却能发生迟到18小时的事故。骊沣被迫自己招司机、组车队。

“创业做重运营的生意，最难是初期建立流程。等流程迭代过后，工作量能减少90%。”运输路线怎么定、中途如何报备、门店几点开、货怎么摆、销售每天拜访多少新老客户，这些都得一点点做成标准流程，并且反复迭代。

流程要从头建，人也得从头挑——在肯尼亚，她甚至遇到过“收了900公斤货、单据写950公斤也照样签字”的员工。骊沣发现，对方未必是故意造假，而是真的算不清楚。后来，她负责采购、销售等岗位的面试，干脆把乘法口诀背诵和四则运算也塞进笔试里。

在非洲的第一年，她前后面试了300名应聘者，最后招进来10多个人，逐渐成了一个“招人、炒人”的熟手，谁做得好，就加薪、晋升。一名年轻员工入职不到两年，工资涨了2倍，还带起5人团队；至于偷盗、骗钱或者长期完成不了KPI的人，骊沣则干脆利落地开除。那一年，她累计开除了20名员工。

在非洲待久了，骊沣对那些“非洲人懒”的说法越发无法苟同。“不是当地人的道德水准低，而是他们过去没能在健全的经济体系当中获得稳定的正面回报。一旦他们知道努力工作、不用小偷小摸就可以挣更多的钱，自然就会努力起来。”

比起对当地人的刻板印象，她注意到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现象：在肯尼亚职场里，女性实在太少了。

在骊沣创业的公司里，男女比例接近均衡。这在当地算是特例。她接触到的企业里，男女员工的比例往往是5∶1，甚至是悬殊的10∶1。与男性相比，当地女性受教育机会更少，更容易遭受生育带来的母职惩罚。在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一样的国度，年轻妈妈很难得到长辈支持，通常只能靠卖化妆品、做美甲等小生意维生。

骊沣还注意到，公司的女员工竟然超过一半是单亲妈妈。公司允许销售带孩子上班。骊沣巡店时，会看见女员工把孩子背在身上，一边点库存，一边卖番茄。有卖菜女摊主注意到这边女性友好的工作环境，专门来求职。

在中国职场，女性常常挣扎于“生孩子会不会影响工作”；到了东非，骊沣看到女性面临同样的困境：她们一旦有了孩子，首先失去的就是进入正式职场的机会。

即便如此，骊沣招聘时也不会刻意向女性倾斜，不会降低绩效要求。她更在意的是，企业有没有意愿给女性平等的机会。在她看来，企业在这件事上的“意愿”比“能力”更重要。

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标准答案

在肯尼亚的三年，骊沣深信自己找到了一份“量身定做”的好工作，能帮到肯尼亚的普罗大众，更能促进当地女性的就业。别人把创业遇到的突发状况视作麻烦，她却享受解决问题带来的即时反馈。“我这辈子都不需要退休。退休的快乐，远不如做一份让自己觉得有意义并且很有趣的工作来得快乐。”

既然如此，骊沣为什么要离开非洲？“因为我想做1亿美元以上的生意。”骊沣并不避讳谈野心。在她看来，商业规模不只意味着自己能赚多少钱，还意味着一件事情能够影响多少人。“千万美元的生意，不可能造福10多亿的人。”

肯尼亚的农业创业经历让她知道，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认知，跟野心还不匹配。今年9月，她再次离开已站稳的位置，选择到哈佛商学院读MBA。

在哈佛商学院读两年MBA课程，光学费就要近120万元人民币。算上波士顿的房租、医疗保险和日常生活开支，总预算逼近180万元人民币。即使获得部分奖学金，骊沣前往美国念书，还要放弃两年的全职工作收入。

对于这笔进修开销，骊沣表示：“非洲创业教会我，资产负债表并不如现金流量表重要。”一家公司拥有农场、机器等许多固定资产，却仍可能因为流动资金不足而陷入危机。放到个人身上，她明白有房有车并不是安全感的唯一来源。比起“拥有什么”，她更在乎自己是否在做喜爱的事情。

现在到了哈佛商学院，周围依然萦绕着FOMO（错失恐惧症）情绪。谁拿到什么offer，谁加入什么项目，谁认识了什么人……这些信息不断传来，商业学徒们害怕自己错过机会，也害怕自己比同龄人慢半拍。

骊沣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本身就很奇怪。“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没有两条河流是一模一样的，也没有两条河流是可以互相比较的。”

31岁，她没有房，没有车，还背上了一笔债。摆在她面前的下一站，依然不是一个确定答案。但相比20多岁时，她已经不再急着从别人那里找到答案。

在重新扎进去看课程材料前，骊沣再次强调：“保持觉知，相信自己，就是很棒的事。”

2026年9月，骊沣参加哈佛商学院的开学典礼。（图/由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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