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卖鱼的老汉被抽了半年钱!加代赶了两趟早市,那杆秤摆到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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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岑子宽站在冰台后头,两只手插在水里,指节肿得一节一节。

城西菜市场的水产区是一排十二个案子,一九九二年九月,他的案子在最里头靠墙。案板上摊着鲫鱼、草鱼、花鲢,边上两只搪瓷盆装活虾。冰是早上四点二十上的,到七点化了一半,水从案子底下淌到通道中间,谁从这儿过都得踩一脚。

他从三十四岁挑着担子进这个市场,卖到五十九,摊位费从一个月八块交到三十。

加代是早上七点到的。他在案子前头站了一会儿,看那双手在水里翻鱼,鳃翻出来,指头一压一松。

“这鱼多沉。”

“一斤八两。”岑子宽说,“一斤一块八,零头给您抹了。”

“您认得我。”

岑子宽抬起头,眼皮往上翻了一下。

“你是那年躲在案子底下那个。”

“一九八六年七月。”加代说,“我在东头叫人追。”

“追你那三个,在我这儿站了半个钟头。”岑子宽把手里那条鱼放进水盆,“我拖过一筐花鲢压住你,蹲在案子前头刮鳞。他们问我见没见着人,我说往东跑了。”

“那筐鱼,十二条。”

“鱼早吃完了。”

“人没忘。”

岑子宽又把手插回水里去,捞出一条草鱼,在案板上按了两下。

“您这摊一天走多少。”

“一百来斤。好日子两百。”

“抽头多少。”

刮鳞的手停住了。

“一天一块二。”

“谁收。”

“看场子的。”岑子宽往通道那头抬了抬下巴,“姓惠,叫惠连生。三月里来的。”

惠连生是市场承包方雇来的内保头目,三十七八岁,管水产区和肉区的抽头。他每天早上从东头走到西头,走到谁摊前头,谁就把钱递过去。他自己不拿秤,也不看货,两只手空着。

那天早上七点二十,惠连生从东头过来收钱。他走到岑子宽案子前头,手往案子上一伸。

“一块二。”

岑子宽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从裤兜里摸出两张毛票、两张一毛,叠在一起递过去。

惠连生没接,先看了两眼。

“湿的。”

“刚从水里出来。”岑子宽说。

“下回擦干。”惠连生把纸角捏住,接过去,捋平了夹在指头中间,“三月十六到今儿,一天没断过,你这老头还算本分。”

“我这摊子摆了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也是这么个摆法。”惠连生说,“你别看这一块二,市场的水、电、地界、扫地收泔水的,哪一样不是我的人在做。我是替老板管的,你找我没用。”

“我不是找你。”

“不找就对了。”惠连生说。

他把钱掖进上衣兜里,往中段走过去。走了两步,脚尖挑了一下地上的水。

“老头,你那案子往外挪半尺。”

“这儿是墙根。”岑子宽说。

“墙根也是通道。”

岑子宽拿抹布把案子边上的水擦了两把。

惠连生走到他案子前头,低头看了一圈摊上的鱼。

“你这一摊卖多少?我一顿饭的烟钱。”

通道上买菜的人都回头。斜对面卖螺蛳的老潘笑了一声,笑完自己把脸转开了。



岑子宽没抬头,把一条草鱼翻了个面,鳃朝上。

“说个事。”惠连生往通道中间站了一步,声音提起来,“从明天起,水产区抽头加两成。”

“怎么涨了。”隔了两个案子有人问。

“行情涨了。”惠连生说。

“一天一块二,涨两成是一块五。”那人算了一遍。

“算得对。”惠连生说,“三月十六到今儿,一百八十来天。往后的日子,你自己琢磨。”

“涨两成,一天多三角。”老潘在斜对面把手里的螺蛳倒回盆里,“我一天卖两块钱的螺蛳。”

“那你把盆端家去。”惠连生说。

“我在这市场摆了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也不耽误你端盆。”

老潘没再吭声,把盆往前推了推,推到通道边上,又拉回来半尺。

三轮车从通道那头推过来,车上放着半车新秤,秤杆是新木头,秤盘是铁的,杆上打着火印。惠连生一把一把往下发,发到谁手里,谁就得站着。发到岑子宽这儿,他把新秤搁在案板角上。

“统一换秤。”他说,“市场发的,往后谁不用谁别摆。”

“旧的还能用。”岑子宽把新秤往边上推了半尺。

“旧的不能用。”惠连生把新秤又推回去,“往后就这一杆。”

加代把手伸进冰水里,往外捞一条翻白的鲫鱼。他袖子卷到胳膊肘,捞出来了,又放回去。

“这抽头,管理处的批了吗。”

惠连生转过脸,从头到脚看他一遍。

“你认得市场管理处哪一位?”惠连生说,“我认得。你不认得。”

加代弯着腰,那只手还在冰水里。水是凉的,指头一沾就发木,他没把手抽出来。

“管理处总得有人管这事。”加代说。

“那你站这儿等。”惠连生说,“等来了你问他,问我我不答。”

通道上的人看着这边,没人说话。老潘低头去捡盆底那只死螺蛳。

岑子宽从案子底下拽出竹篮,篮子里三条鲫鱼,是给巷口一个老太太留的,早上就挑出来过了水。

惠连生弯腰,一只手把竹篮拎起来,翻过来一倒。三条鱼掉进墙根那只大水池,扑腾两下就没了影。

“挑出来的鱼不摆案上,摆篮子里,”他说,“你是想留着自己吃。”

老太太正好走到案子前头,看了一眼水池,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那是李家的老太太。”岑子宽说,“她孙子今天过生日。”

“过生日你上她家去过。”惠连生说。

“三条鱼,一块二。”

“一块二你收她一块二去。”惠连生把手在毛巾上擦了擦,“你是嫌我这摊子上头的规矩少。”

岑子宽的手在围裙上按了一下。

那天中午收摊,加代在市场北门等着他。

“您这摊子,我替您说一句话。”

“不说。”岑子宽把扁担往肩上一搁,“你别管。”

“一天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您一天挣多少。”

“够吃。”岑子宽说,“你要真替我出头,明天我这案子就没了。你在外头跑,跑完了还能走,我天天在这儿站着。”

“我这两天不走。”

“不走也别管。”岑子宽说,“我三十四岁挑着担子进的这市场,那时候摊位费一个月八块。涨到三十我也交着,交了二十五年。你抬一句话出去,人家记住的是我这摊。”

“您受的这个,不是您该受的。”

“该不该,我自己心里有数。”岑子宽把筐往肩上颠了颠,“你把那三条鱼的钱给我,我心里都能踏实点。别的你别管。”

“鱼钱我出。”

“那就更别管了。”岑子宽说,“我在外头受了气,回头你替我把钱垫上,我算什么。”

加代把兜里的钱又塞回去,没再说话,跟着他走到市场外头的马路边上,看着他挑着空筐往西去了。

下午加代自己回了一趟市场。

“惠师傅。”

“嗯。”

“抽头凭什么涨。”

“行情涨了。”

“行情涨了多少,您给我个数。”

“我这儿的行情我说了算。”惠连生说,“你要是替他来问的,你去外头问,别在我这儿站。”

“他那摊一天一块二,涨到一块五,多的是三角。”

“三角不是钱。”

“您要是嫌少,我替他补。”加代说,“缺多少我补多少,您把那杆秤还他。”

“秤的事明天再说。”惠连生说。

“明天几点。”

“早市。”

加代站着没动,也没再说第二句,走了。



第二天早上,加代托了隔壁卖螺蛳的老潘。老潘在这市场摆了二十一年,跟管理处的老人熟。

“你去递句话。”加代说,“就说这摊子摆得久,留个活路。”

“我去。”老潘说,“说不动你别怪我。”

老潘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只空烟盒。

“不顶用。”老潘说,“他原话是,行情涨了,谁嫌贵谁挪。他还添了一句,他上头有人。”

“上头是谁。”

“我问他了。”老潘说,“他不说,我也不问了。这个人三月里来的,来的时候连鱼都不认得,现在水产区一半的钱都过他的手。你别跟他碰。”

“他上头是谁,我自己问。”

“加代。”老潘说,“你问出来也白问。我们这些人在这儿摆摊,摊子上头是天,天底下是地,中间站着的就是他。你把他弄倒了,明天来的那一个还是这么站着。”

“那就再来一个人。”

老潘把空烟盒捏扁了,塞进兜里,没接话。

隔天早市,六点四十,惠连生从东头过来,肩上搭着一条毛巾,走到岑子宽案子前头站住。

“你那杆秤呢。”

“案板底下。”岑子宽说。

“拿出来。”

岑子宽弯腰从案板底下把那杆秤拖出来。铜盘,红木杆,秤绳是麻的,用了十九年,铜盘边上磨出一圈亮。

惠连生把秤接过去,一只手托着铜盘,翻过来看了看秤杆上的字。

“这秤用了多少年了。”

“十九年。”

“不准。”惠连生说,“统一管理,往后都用市场发的。”

“这秤称鱼称了十九年,一斤就是十六两,短不了。”

“你说短不了就短不了。”惠连生说,“这杆我收了。”

“惠师傅,”岑子宽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这是我的秤。”

“你的秤也得归我管。”

“秤杆上刻着我儿子的名字。”岑子宽说,“一九七三年他满月,我拿这杆秤称过他的身量。”

“刻了名字也归我管。”

“我拿那把新秤跟您换。”

“新秤是发的,老秤是收的。”惠连生说,“两码事。”

岑子宽把两只手在围裙上按了按,手背上还挂着水。他没再说话。

惠连生把那杆铜盘的老秤夹在了胳肢窝底下。

他顺着通道往东走,走到肉区那头跟一个人说了两句话,把秤往三轮车上一放,车推走了。

岑子宽站在案子后头,两只手垂着。他伸手去摸案板头那根秤绳,摸了个空,把手收回来,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转天早上七点,加代拎着那杆新秤,走到管理处门口那张柜台跟前,把秤往柜台上一搁。

“这秤还回来。”加代说,“他那杆老的,拿出来。”

柜台后头坐着的人抬起头,还没开口,惠连生从门外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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