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过毛主席的人，大多数最终都悔改了，只有两人死不悔改！

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两支红军主力会师。摆在张国焘面前的，不只是行军路线，更是党和军队由谁来领导的问题。人多、枪多、地盘大，使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产生了另一种判断：中央红军力量太弱，未必有资格决定全军方向。

这一步走错，后来便很难回头。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资历很深。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对北上还是南下发生分歧。毛泽东主张北上，建立新的根据地；张国焘则坚持南下，并一度以武力相威胁。

当时有人劝他顾全大局，他却说：“枪在手里，部队就有发言权。”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南下，并在川康边界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军事争论，变成了对中央权威和组织原则的挑战。南下部队后来在川康地区遭受重大损失，红四方面军被迫重新北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也随之破产。

有意思的是，失败并没有立即使他承认错误。1937年西路军西渡黄河后遭到严重损失，张国焘在党内的威望进一步下降。1938年，他离开延安，到武汉投奔国民党。曾经的革命领导人，最终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脱离共产党后，张国焘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位置。国民党对他始终有所防备，他也未能改变失败者的处境。晚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在多伦多去世。有关他的回忆文字中，更多是为自己辩解，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省。

王明的道路不同，却同样拒绝面对现实。

王明早年在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他重视理论，却把书本经验看得过重，常常用现成结论代替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土地革命后期，博古、李德等人执行的军事路线，正是在这种教条主义影响下形成的。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被要求修筑固定工事，与装备占优的国民党军队正面消耗。结果苏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湘江战役后，部队人数锐减，许多干部和战士开始怀疑原有指挥方式。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军事领导格局。毛泽东逐步回到核心领导位置，红军随后采取更加灵活的运动战，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行动中摆脱了被动局面。实践给出的答案，比任何争论都更直接。

王明在抗战初期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过度依靠国民党方面。毛泽东坚持统一战线必须保持独立自主，人民军队不能交出指挥权。这一分歧，关系到共产党能否保存自己的武装和政治基础。

延安整风期间，王明的教条主义受到批评。遗憾的是，他并未像张闻天、任弼时那样通过实践重新认识问题，也没有真正接受组织上的批评。1956年，王明前往苏联，此后长期滞留莫斯科。1974年病逝前，他仍在文字中为自己辩护，把许多责任归于别人。

同样犯过错误的人，结局却并不相同。

朱德、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内部争论中，曾对党和军队关系有过不同理解。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后，部队出现单纯军事观点抬头、政治工作削弱等问题。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周恩来明确支持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军队的主张。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作了自我批评，陈毅也承认此前认识不够。能够根据事实修正自己，正是他们后来继续承担重任的重要原因。

刘伯承在宁都会议前后，也曾对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有过异议。他受过系统军事教育，更熟悉正规战的理论。长征中的连续作战，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照搬欧洲战场的模式。敌强我弱时，保存力量、调动敌人、寻找战机，远比固守阵地更重要。

此后，刘伯承在太行山坚持灵活作战，解放战争中又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他没有回避早年的判断失误，而是用后来的行动完成了转变。

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也经历过类似过程。他们都曾受“左”倾思想影响，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长征中的实际成败，使他们逐渐明白，中国革命不能只靠外国经验，更不能把理论口号置于具体国情之上。遵义会议前后，三人支持毛泽东调整领导和军事路线，对会议形成正确结论起了重要作用。

张国焘的问题，在于把个人权力置于组织原则之上；王明的问题，则在于始终没有摆脱教条主义和自我辩护。分歧本身并不可怕，革命队伍内部不可能没有争论。真正决定历史评价的，是能否承认事实，能否在失败面前改变自己。

这两个人直到生命结束，也没有完成这种改变。